当前，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这为对联文学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突破提供了前提。那么，从对联界近四十年的实践经验中，我们是否能找到几个维度，结合一些有价值的案例，使联友们在以后阶段的对联文学实践中自觉地进行突破性的尝试呢？我这里举例性地讲几条，供大家参考。当代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应该说是远超古人的。这为对联文学的题材拓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举一副本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的获奖作品为例。安徽合肥的鲍余华先生这次得了三等奖，他的作品是《题农民建筑工》：农民建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为这样的群体撰联，我以前没有见到过。此联不但关注到了这个群体，更写出了这个群体的心声。我想这副对联之所以能够获奖，其在题材拓展方面的大胆尝试一定是“与有力焉”。我甚至认为，这方面的意义超越了获奖本身的意义。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这种解放对于传统文化既有冲击，也是机遇。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必然产生不同以往的思想，更何况，中、西方的文化思想都在不断发展中。这为对联文学创作主题在古人基础上有所升华提供了源泉。例如四川贾雪梅女士所撰《贺莫非得子莫大真民》：诗骨自顽，笔花犹艳，与贺玉树新栽，从头起二十年事业；生斯邦国，结此尘缘，未期蟾宫独步，愿儿作一辈子真人。上联从祝贺友人得子的角度入手，紧切友人诗联家、书法家的身份，表达美好祝愿。下联从对孩子的期望的角度来立意构思，特别能发人深省。“未期蟾宫独步，愿儿作一辈子真人”，对孩子的这种祝愿，自然可以看作是对“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的传统理念的继承，但谁又能说不是包含着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之后的坚守和希冀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情怀应该是值得当代联坛给予更多关注的。在主题升华方面，我也做过一些努力。比如，大约七年前，中国楹联学会约我为钟云舫撰联。我想，为钟云舫这样划时代的对联大家作联，一定会激起广大联友的兴趣。怎么能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呢？我考察了钟云舫的生平，发现他不但是“长联圣手”，诗文高手，而且是一个颇具现代意识的教育家和思想者。他的作品表达的感情的总基调，是身处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一位清醒的知识分子的无比悲愤。我想，如果能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挖掘钟云舫的独特价值，也许在主题表达方面能有所升华。于是我写了这样一联：较太白更怀忧愤，比少陵尤显峥嵘，信知司马是前身，炼狱中铸成雄笔；金瓯九万里多虞，变局三千年未有，誓作啼鹃醒汉胄，涅槃处奋起神州！此联发到网上后，有些联友认为此联在立意方面有所超越，但我自知这种尝试还粗浅得很。要使对联文学在主题上有真正质的提升，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不断探索。在中国传统格律文学中，对联是最晚成熟的品种。这使得对联可以吸取其他各种文体的养料为我所用。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种语体风格的对联类型，诗味的、词味的、曲味的、赋味的、古文味的，八股文味的，不一而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对联又兴盛起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一些网络联家又进行了新的尝试。我曾在“白藏阁”和“对联中国”等微信公众号中读到过一些风格和语体与传统对联完全不同的作品。如：这是署名“孜孜”的网友的作品，题目是《秋思》。全联呈现的是现代诗的风格。让人叹服的是，此联竟然是完全的集句联。集句的出处分别是：特拉克尔的《在秋天》；李金发的《温柔》；歌德的《幸福的憧憬》；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拜斯的《流亡》；阿波里奈尔的《密腊波挢》。这样风格的对联也许不能成为对联的主流，但谁能否定这种尝试的意义呢？
对联文学的进一步繁荣离不开广大对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当然，对联工作者是个笼统的称呼，其中包括对联的创作者、理论研究者、活动组织者等等群体。但既然与对联打交道，掌握基本的对联理论知识应该是完全有必要的。那么，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下面，我也简单谈谈个人的建议。对联最基本的规则，无非就是对仗和平仄方面的要求。但就是掌握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在当前还须狠狠补课。例如，近年高考试题中，常常出现有关对联的试题。这对于对联界来说，本来是令人鼓舞的——对联终于成为高考这根指挥棒上的元素了。但当我们仔细审查这些相关试题及其标准答案时，又不由得颇为沮丧。请看：二〇〇八年重庆高考试题中，要求考生以新闻报道中“奥运祥云火炬登顶珠穆朗玛峰时出现白云和彩虹”为内容，撰写一副对联。其所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上联以仄声收尾，下联以平声收尾，这是对联最基本的平仄要求。但这个所谓标准答案却是“平起平收”。至于所谓句中平仄，更是全无讲究。如果是考生写出这样的对联，倒也可以理解，但作为参考答案，则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的。⒉了解古代对联理论，辩证分析古今对联理论的优劣异同和适用范围，从中找出能够切实促进对联文学发展的理论因子，加以提炼和论证，以免为西方语法理论所囿而导致评析对联时胶柱鼓瑟。这方面的问题更值得对联理论工作者进行深入探讨。不妨也举一例。清代大学者阮元曾经为杭州贡院作了一联：此联意境优美，可算传世名联。但当代有位对联研究者却将之列为“病联”，其依据是：因“言”是名词，“笑”是动词，这两个词性不同的词又处在相同的句子成分位置，此联失对。看到这个评价，我不禁想：难道一百多年来公认的传世名联竟然真的“失对”了？何以一百多年来竟然没有其他的对联研究者提出这个问题呢？于是我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后来我读到了湖南益阳孙则鸣先生的《〈民国名联三百首〉词性异同统计报告书》，中间有这样的结论：“本人详细分析了《民国名联三百首》，不遵守‘词性一致’的对联达二百六十六副之多，占百分之八十九。我这才认识到，原来真正有病的并非这些名联，而是用‘词性一致’这条‘铁律’苛求古人作品的做法。”根据孙先生的提示的方向，我发现古人评判对仗与否根本不是以“词性”是否一致为标准，因为在一八九八年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体系写出中国第一部现代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前，国人根本没有“词性”这个概念。古人评判对仗的根据是传统“字类”理论。关于字类的划分，明代的《对类》中论述，字之有形体者谓之实，字之无形体者谓之虚。而虚字则有死有活。死字是自然而然的，如高下洪纤之类；活字是使然而然的，如飞潜变化之类。当代学者孙则鸣先生对之进行了研究，作了较简易明白的解释：“表人和事物名称的字为实字，可简称名物字，与之相对的非名物字即为虚字。动态的非名物字为活字，静态的非名物字为死字。”《对类》中的死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死字包括了实字和虚死字，狭义只指虚死字。如果只取死字的狭义，则虚实死活四大字类落实到对偶法则之后，实际上只有三个类别了，即：实字、活字和死字。所谓字类相当，根据《对类》设定的原则，就是：实字对实字，活字对活字，死字对死字。例如，杭州西湖岳墓前悬挂有一副传世名联：其中下联的“白”和上联的“青”对应，都属于死字，“山”和“铁”对应，都为实字，“铸”和“埋”对应，都是活字。其余对应位置的字也是同一类的。这副对联在对仗方面可以算十分规范了。上述“字类相当”的表述，其来源是我国本土的理论。而当代很多对联理论著作，在论述对仗规则时，更常用的标准是“词性一致”和“结构一致”，明显是受西方语法影响而形成的。与“两个一致”理论相比，“字类相当”更切合对仗语句的实际。王力先生在一九五五年撰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一文中明确否定了自己早年提出的对仗须“词性一致”的观点，而认为对对子实际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至于“结构一致”，古代对仗理论中自然也是不可能提及的。从实践方面看，古人写的对仗句虽有符合“结构一致”的，但不符合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比如韩愈的五言排律《精卫填海》中“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是全诗的第四联，是要求对仗的。但是“细”字是修饰语后置，“山石细”等于“细山石”；对句则是一个递系句：“心里希望海波变为平静”。我们可以倒过来说“口衔细的山石”，但不能说“心望平的海波”。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中的颔联“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上联“从今夜”是介宾短语作状语，下联则没有这样的结构与之对应。孙则鸣先生对于诗歌和对联史上两部经典选集进行了统计，发现《民国名联三百副》及《唐诗三百首》五七律中颔联和颈联的对仗情况是，前者中完全符合“词性一致”的作品仅占百分之十，后者中完全符合“结构一致”的作品还不到百分之十，如此低下的吻合率足以证明，古人绝对不可能按照“两个一致”写作对仗句。对仗规则的核心要求，只能是“字类相当”。利用这种对仗法则，无须考虑语法功能，纯看字义，连小学生都可以轻松掌握。古代小孩子发蒙不久就可以写出合格的对子，就是明证。至于对仗中的“工对”，则在“实对实、虚对虚、死对死、活对活”的基础上还有更严格的要求。这就是字的“小类相当”。明万历年间唐居子编的《对类正宗》将字类细分成十九门，即十九小类，分别是天文、地理、时令、人物、鸟兽、花木、人事、宫室、器用、饮食、衣服、身体、文史、卦名、干支、数目、珍宝、彩色和通用。如果要形成工对，则基本要求是使对应的两个部分的字，出于以上划分的同一个小类。即“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时令”对“时令”……一副对联的对仗的工整程度，依组成对联各对应部分“小类相当”的程度而定。我们再回头看阮元的那副对联，按照现代语法分析，上联“言”确实是名词，下联“笑”确实是动词，说其词性不一致，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清代学者张廷玉主编的《骈字类编》中，则明确将“笑”和“言”归入“人事”门，不但能形成对仗，而且是工对。我们不妨再引孙则鸣先生《弘扬古法是完善对偶理论的必由之路》一文中的一段话，供大家进一步思考：“词性”理论一直是当代评判对联是否合律的标准。但“词性一致”的要求使得古代偶句千姿百态、灵动飞扬的艺术风格退化了。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举措，培养出只会写貌似工整的“死对”的一代人。孙先生此论或许不无偏激之处，但颇能引人思考。在这里，孙先生对于多年以来存在的僵化运用“词性”理论所造成的弊端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但如果您研读孙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古今对偶形式理论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则会发现，他对于“词性”理论也不是全然否定的。该文引用了余德泉教授在二〇〇八年呈交中国楹联学会的关于对仗规则的意见：字类相同者可以相对；词性相同者可以相对；语法作用相同者可以相对，并表示了赞赏之意。鉴于当代语文教育一般仅仅涉及“词性”、“结构”等现代语法知识而普遍缺乏“字类”相关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的现状，孙则鸣先生认为：古法新法平权互补，是完善对偶理论的有效途径。这种古今互补包容的态度，使对仗不再囿于“两个一致”，应该是有利于对联创作进一步繁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