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烟与战火中繁荣

（《近现代历史事件对联辑注》自序）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文学形式，近现代却长期不被社会所重视，致使难以数计的对联作品飘散于历史的长河。在本书问世之前，近现代对联的概貌究竟如何，还是一个空白。为了反映近现代对联的基本状况，笔者历时十余年，着眼于发掘、搜集这段历史的对联，先曾编注出版了《近现代名人对联辑注》（南京大学出版社），今又编注本书，力求初步反映近现代对联的基本面貌（需要说明的是，因近代一-些名家如王闾运、俞樾等已有个人对联专集，故其作品未收入《近现代名人对联辑注》）。借此机会，结合两本拙作谈谈近现代对联的状况。

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

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性质也发生了本质变化。在这百余年间，涌现了无数爱国救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他们为人类解放、祖国独立，前赴后继，浴血奋斗；革命人民求解放、反压迫的怒涛也汹涌澎湃，从而使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充满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史。对联，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形式之一，必然对这一动荡不安的社会予以充分地反映。因此，这时期的对联（旧官吏、旧文人之作除外）是伴随着这段革命历史而产生的，是作为锐利武器和广泛宣传革命的号角而出现的。鲁迅说得好:“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出现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产生出更新的艺术来。”（《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对联，鲜明地体现了它的时代特色；各历史事件中产生的众多对联，更是充分地表现了它是作为投枪、号角而出现的。比如“辛亥革命”中“《光华日报》反清征联”时，不仅应征者达万众之多，而且还于旧金山华报侨《美洲少年》再次征对，两次活动广泛地宣传了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思想。又如“五四运动”中河南洛阳一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异域；相率中原豪杰保我河山”，从目前所知情况，此联共出现过三次，其一是在太平天国石达开笔下，其二是在新加坡华侨、同盟会会员陈楚楠等所办的《图南日报》的刊头用过，只是分别出现时个别词句稍异。此联能连续在不同时期出现，不能不说是由于对联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

对联真正在思想内容上获得充实与发展，真正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还是反映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品。这批对联或者表现民主革命，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拯救民族的思想；或者宣传革命宗旨，激励人民斗志；或者反映推翻反动统治，创造新日月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等等。它们产生于烽火连天的年代，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的革命历程，是饱蘸着先烈的热血和深受战火冶炼而产生的壮烈诗篇，是为革命事业呼啸呐喊、推波助澜的政治鼓动诗，是珍贵的革命文艺作品，是近现代对联的主流。据初步估计，近现代对联在十万副以上，这说明对联在近现代仍然是繁荣发展时期。

漫天飞白的挽联要载起万众的悲愤

激烈的革命斗争，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在近现代史上，无数革命者或是被此伏彼起的政治谋杀所害，或是不幸倒在敌人的枪炮和屠刀之下，或是终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而不幸离世。人民群众为表达对黑暗势力的愤恨和对死者的哀悼之情，纷纷借助于对联。可以说，在近现代发生的绝大多数政治事件中和重要历史人物去世时，都产生了大量的挽联。1912年7月21日的《民主报》报道说，杭州人民千人在凤林寺举行秋瑾悼念活动，“挽联哀词盈于画壁”；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的《京报》报道说:“3月29日，北平各界民众在北大操场冒雨举行追悼会，会场上花圈、挽联达二万余件”；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陈赞贤壮烈牺牲于1927年的“赣州惨案”，当地举行公祭三天，收到各界挽联五万多副；等等。另据悼念文章、人物传记等反映，吴樾、秋瑾、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其美、孙中山、廖仲恺、鲁迅等牺牲或去世，以及悼念“一二·一惨案烈士”“四·八遇难烈土”时，均编有《荣哀录》或“纪念集”，保存了大量的挽联。最多者要数挽孙中山联，当时国内外共有六、七万副之多。

如果把以上产生挽联的数字集中起来，不难估计，挽联在近现代史上产生得最多，它在各类对联中是占主要的。这种特点完全区别于这之前的对联状况：仅以清代的《楹联丛话》看，名胜古迹的对联占多数。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对联在近现代是继清代后的发展繁荣期，也可以说是挽联最繁荣鼎盛的时期。这一大批挽联都是对革命者思想、业绩的颂扬，是人民群众谴责反动势力罪行的投枪、匕首，更具有革命性和政治色彩，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人们的思想。这些挽联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它们真实地体现了“使德行显得可爱，罪恶显得可恨，可笑的东西显得突出，……是一切拿笔杆…的诚实人的纲领。”（狄德罗语）

纷呈各异的对联创作者

纵观近现代的对联创作者，从政治性质来看，一种是属于封建旧官吏、旧文人和思想复杂者，一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包括进步社团、组织等）。属于第一部分的作者，其对联种类较多较全，他们多为赠友、自勉、题署、贺喜、祝寿、哀挽等联类。由于他们受旧文化教育颇深，多爱表现自己作为文人的风雅，除吟诗作文外，还常借对联以表现心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现代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斗争激烈，历史人物思想复杂，其对联的思想内容亦较复杂，或隐或现地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双重性。就是说，社会成员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可能形成特殊的心理状态：即表现为内在人格与其外部言行相背离的特性。这种情况在其创作中，一是表现为作者思想本来较落后，为蛊惑人心、掩人耳目，也能写出一些表面思想较好的对联：如曾国藩，在其联语中，时而以“龚黄召杜”砥砺自己，以贤臣良吏自居，时而发出“斯民正当水火刀兵之后”的感叹；彭玉麟是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竟然也会称颂岳飞、痛骂秦桧；再如黎元洪等人之联，多是自已说的与其行为恰恰相反。二是表现为作者思想本来较先进，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无奈也要写些违心的对联，如章太炎是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但竟然也有称颂唐继尧、谭延闿、岑春煊等人的挽联。

与之相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者，都主要是借助对联形式，作为宣传革命宗旨，激励人民斗志的工具。而且，他们创作的多数是挽联。这说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同于沉面于闲情逸兴、吟风诵月的封建士大夫、文人墨客，创作对联也是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如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促进国民党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当许多国民党要员和抗日爱国将领病逝或阵亡时，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撰送了挽联，如国民党爱国将领王铭章在“台儿庄血战”中殉国后，灵柩运到武汉举行悼念时，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撰挽联由延安送至武汉。这些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之所以常运用对联艺术，恰如郭沫若所说:“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即革命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

隽永豪放通俗的艺术浪花

对联是由我国古诗词等衍变而来的一种文学形式，因此近现代名人中的一部分作品的艺术风格，多古雅含蓄、工浑豪迈、典重堂皇、隽永肖题。如林则徐、曾国藩、康有为等人之作，多以学力胜，其联语言质朴、格律谨严、意境深远；左宗棠、彭玉麟、张之洞、谭嗣同、黄兴及太平天国革命者之作，则以才气胜，联语多为气魄宏大、雄伟壮丽、旨趣高远；张謇、章太炎等人则或以典喻人喻事，或以经文排句，作联如作文赋，挥洒自如。总之，这一部分联作落落大方、简捷健兀，有较高的艺术特色，是遵循对联艺术规范的代表。

另一部分联作的艺术风格，则表现为不受其固有的艺术规范约束，有的不讲或不完全讲平仄、对仗；有的用白话不事雕琢；有的虽平仄对仗略差，却悲壮沉雄、苍凉遒劲，可读性较强。以上情况多体现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之手（包括进步社团、组织及普通群众），如蔡元培“挽鲁迅”和“挽徐志摩”、陶行知、张澜、吴玉章、周恩来等人之作，以及章太炎“挽张汇滔”、谢觉哉“挽拉素滴勒盖”等等。同时，这当中还有部分作品，或联语的前部分自对，后部分上下联相对；或构思奇妙，用词独特。这种情况可说是对联在近现代的创新和发展。这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血案”、“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等事件的对联中，有较充分的体现。

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对联，之所以与按照对联艺术固有规范创作的作品不同，这既有其时代背景和文风影响、以及作者是普通群众的原因，恐怕也与近现代以政治联为主有重要关系。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适应宣传鼓舞群众并使之能接受的需要，这批对联因而不拘泥于对联固有的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整个近现代的对联才激起了丰富多采的艺术浪花，使它具有了崭新的面貌，为自己的历史抒写了光辉而值得骄傲的一页。

作者，一九八八年谨识

一九九一年初春重识于巴蜀古盐都

*引文均引自《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