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节，我们家破天荒地在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迎春风遍地吹花蕾欲放，及时雨普天降枯木逢春。对联是我和父亲合作的产品：对联是由我编撰，父亲书写。而对联的内容也是描述我们父子当时的境况：已到壮年的父亲刚刚摘掉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分子帽子；我参加高考分数过线，已经参加过体检，正等待录取。在同一年，发生了决定一对父子一生命运的重大事件，这样的情景，今生只能有这样一次。这已足够奢侈，足够珍贵。
红色的春联，贴在我们家荒芜多年的门上，在那个冬天非常打眼。对联贴出之后，我们家院门口就时常有人驻足，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对联的不同寻常。他们是乡下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品味出对联的与众不同。长秀，是我的本家爷爷，是生产队的果树技术员，他怀抱果树剪站在那里，但审视的不是果树。林清来，是我们村另一个生产队的车夫，但他一肚子墨水，他直接把牛车停在那里，拄着鞭杆冥思。我们生产队的知青干脆跑回青年点，拿来纸笔，一字一字抄写——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我们本属于同龄人，而且他们刚从城里来到乡下，见识、水平应高于我。但他们就这么给我面子，给我们父子面子。
总之，我们家门口成为一个“景点”。这情景，在此后的若干年里，都会被我的一个叔叔反复提及。论起来，我父亲的爷爷和这个叔叔的爷爷才是亲兄弟，由于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单传，这样我们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叫昭瑛。他很以此为自豪。但可惜的是，我在写作此文时，他已去世多年。
对联虽然为人瞩目，但并不工稳。比如“花蕾欲放”与“枯木逢春”这两个中心词组并不对仗，但形象鲜明，喻意昭彰。站在我家街门口的看客，应是被这两个词组所吸引。其实，在文革中断断续续读完九年级的我，词汇贫乏，知识有限。不过是刚刚听说过一个复映电影的名字而已，这部文革前完成的故事片叫《枯木逢春》，而迄今我也未曾看过。用这个词组来描述即将进入人生晚年的父亲应算贴切，更要紧的是预示他将要迎来自己人生的春天。看到他已经成年的儿子这样的“文采”，他内心的波澜可以想象，尽管他不善于表达。因为即使是现在，如果哪天提起此事，年近九旬的父亲还会兴致盎然，激动不已。
很遗憾的是，这一年我没有被录取。虽然在高校三月份陆续开学以后，又有招收走读生的政策，我又一次进入备选，但仍然没有被录取。这对我打击很大，却也是一个激励，我感受到，社会已经对我们打开大门：只要你有本领。正所谓：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高考的成绩业已证明，我具备这个“本领”，或者我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其实，我“准备”的并不充分。
1969年我们家下乡的时候，我读小学五年级。之后因为学制的改革，又读了一年五年级。接下来是六年级、七年级，在开始读七年级不久，我们家要迁回老家，因为等待搬家，办了转学手续后，我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七年级毕业时，又要考试入学。全公社10个大队，有10所学校的毕业生，而当时公社的中学只招收两个班级。这意味着，一大批七年级毕业生无法进入八年级学习。本来，考试对我来说是个好事，这正是我的优势，但我却没有“考”上。无奈，我只好到生产队干活。这是1973年的1月。
由于身体无法承受强体力劳动，还要承受他人的白眼和歧视，更重要的是渴望读书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我想重新走进校门，完成可怜的中学学业。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家庭，要实现这个愿望，面临着重重阻力。
这时，我的母亲出场了。她承受着巨大压力，通过昭瑛大叔疏通生产队和大队的关系，又找人与公社中学取得他们同意。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在中断学业一年半以后，重新回到校园，和我下一届同学一起开始读八年级和九年级。而这时，他们已经开学很多天了。两年的时间，除了政治性很强的语文勉强学完，其他学科无一完整读完。而生产队的农活几乎都完整参与：春天间苗，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修水利。这样，197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农活。但这时，我身体已略显强壮，心志也有所成熟。应对农活和各种嘲讽歧视的能力都有所提高。这一年，粉碎四人帮。
1977年秋天，我被父母安排回城找父亲单位打听落实政策消息，但没有。可是，却无意中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要恢复高考了！而且，他已经在家复习备考了。果然，回到家不久，消息被证实，举国轰动。
喜欢文学的我，在回城打听消息的时候，去了一趟新华书店，并买了两本诗集：李瑛的《进军集》、李学鳌的《列车行》。难道“诗和远方”是从此开启的吗？直到今天我写作此文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两本诗集原来有如此美好的喻意！其实，当初不过是在中学的图书室里读到过两位诗人的另外两本诗集而已。一本是李瑛的《枣林村集》，一本是工人诗人李学鳌的《放歌长城岭》。他们给我贫瘠的精神生活以滋养，为我的新诗阅读奠基。我在买到的诗集扉页写下购买时间：1977年10月。
查阅得知，国家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21日。殊为难得的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时期特定称谓，泛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等各种家庭问题的子女）也可以报考。我的兴奋和喜悦无以言表，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接受“党和国家的挑选”。而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举凡入党、参军、推荐上大学，乃至入团，这样的荣耀，都没有我的份！这一回，机会终于摆在了面前！不由你不心旌摇曳，豪情万丈。
但备考仍然是个大问题：没有可供复习的各种教材和辅助读物。在当年那种困难境地中，大多数家庭孩子读过的书，要么卖了废纸，要么糊了土墙。要感谢我的母亲，为我保留了我钟爱的语文。又从舅舅家找到几本文革前的语文和历史书。归结起来，我的复习资料计为六种版本的11本语文，三种版本的5本历史。数理化教材付诸阙如。我只有报考文科一途。报考文科也要考数学，想来当年我的数学应该是借用弟弟和妹妹正在读的教材，偶或有从他处借来。而今都已荡然无存。只有语文和历史还完好如初，可以复原当年情景。
好在当年以“等待为国家挑选”的名义，公社组织了中学老师为考生辅导，而且是义务辅导，而且提供油印复习资料。我保留下来的是政治和语文，四十年过去，油印资料字迹已漫漶不清，但色彩如初。这些纸张有各种彩色，在文革中最常见的是用这些纸印各种传单。
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举行，天寒地冻，内心火热。没有陪考，没有仪式，也没有准备充分的我们走上了将要改变命运的高考考场。第一科是政治，前半个小时，我的手由于紧张和激动一直在轻微抖动。中午就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买点什么充饥，下午接着考。当年高考大学和中专是一张卷，而在报考时也同时可以选择大学和中专学校。对大学和中专毫无所知的我报考志愿如次：第一志愿，辽宁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吉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最后是服从分配。这简直是个笑话！我如此“志向”，并没有出现在当时和此后流行的高考的段子中，可见，如此浅薄和无知在当年根本不值一提！
颇可一提的是我的高考分数：240分。这是要为成为“走读生”而做准备的父亲，去到城里之后，特意去了市招生办查到的。总分为400分（一九七七年高考历史地理一张卷，满分100分）的考试，我得了240分，平均分及格。今天看来，这未免过于小儿科。但在当时，我们大队的广播站播音员以180多分的成绩进了一所不错的中专，这个分数足以让我自豪的。我的没有被录取，是“政审”的原因。即便在今天我也无意痛陈此事，毕竟一切都刚刚恢复，要回归正常，尚待时日。第一次的慎重还是十分有必要。
有了这一次经历，1978年的高考，算是有了“经验”。起码报考志愿更为切实，更为靠谱：第一志愿，辽宁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辽宁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第三志愿，辽宁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前身），其下是沈阳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这时，本科和中专招生已经分开进行。相应的，备考时间也较为充分，但这时，一支有生力量进入高考大军：应届高中毕业生。竞争压力陡增。但幸运的是，这一次，机会被我抓住。或者说，时代没有放过我，把机会给了我。
“花蕾”终于绽放，让这个秋天辉煌无比。十月，我背上行囊，走进大学。报到的日子作为“历史上的今天”也为我终生铭记，普通的数字对于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具有了重大意义，我用它来定义某些重要的密码。
送行时家里没有肉包饺子，母亲只好杀了一只鸡，以践行“送客饺子”这一重大命题。那是我今生唯一吃过的鸡肉馅的饺子，说实话，味道一般。很少吃肉的外甥，指着鸡架反复说着“鸡”“鸡”，那时他一岁零九个月。老人说，刚会说话的小孩子说话灵，于是在高考之后等待消息的日子，不断问他：“大舅能不能考上大学？”因为他还不能完整说出一句话较为复杂的话，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答，态度认真。当他清晰地说出“能”的时候，我内心一片狂涛巨浪。他的话果然应验，难道真的是上帝借童稚之口为我开示吗？
当时长兴岛与外界的交通还需通过娘娘宫那里摆渡，于是我的同学长健推着自行车，步行十余里路，把我送到那里。过了渡口，踏上彼岸，挥手告别同学、告别海岛、告别昨天……
命运就此改变。
该说说我的父亲了。父亲是1958年补划的右派，当然和1957年的右派没有身份的差别，都是正宗右派。之所以是“补划”，因为本单位或本地区没有达到一定比例要求，按上级要求就选中了我的父亲。就此，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改造，并累及全家。一九七八年春节之前的腊月二十四，父亲摘帽，宣布这一消息的是大队广播站。有线广播连接千家万户，大队门前的大喇叭的传播半径也不小。但不巧的是，这一天，我们生产队的饲养棚失火，大家忙于救火的忙乱之际，大队广播准时开始播音。这样，决定父亲终生命运的重要时刻，被一场始料未及的意外给打上了马赛克。父亲的高兴被打了折扣，这似乎也是父亲一生命运的写照。以戴右派分子帽子始，以摘掉这顶帽子终，二十载大好年华付之东流。这时，我被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希望激发出一颗文艺青年的心，又被父亲摘帽这件事催发，诗性大发，竟就弄出平生第一副对联，为我、为父亲、为我们这个家庭找到一个情感出口，为不平凡的一九七八年留下一个小小标记。
在这一年年底，父亲也恢复了工作，历经千辛万苦，他也终于回到这座城市。1979年5月，我们家也跟父亲回城。但是因为姐姐已经结婚，就留在了那里，成为母亲一生的牵挂，也成为父亲留给这个家庭一道醒目的疤痕。父母带着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回到这个城市，恰我所就读的大学也在这个城市，我们全家又在这里会合。转眼四十年过去，父母都已是耄耋之年，我们兄弟姐妹也都进入老年。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也因为一副小小对联而有所依凭。
一九七八年委实不比寻常，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的话来说，这一年是个“大段落”。我家春节时贴出的对联中的两个隐喻，到年底都已成为现实。文字，在此时显示出它的力量和价值。从事文字工作凡三十年，那二十个字的对联，也成为我最重要的作品。那是我情感积压多年后的强烈呐喊，是我对这个时代的最深挚的呼应。
本文曾发表于《海燕》杂志2018年10月（第十期）
曲圣文简介
1957年1月生于大连。1969年3月到1978年10月随父母下乡。1978年10月，考入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任初中语文教师。1990年4月，到大连海燕文学月刊社任编辑。2005年，任编审。2011年至2017年1月，任《海燕》文学月刊副主编。大连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兼及评论及报告文学。有作品获大连市文艺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及优秀文艺评论奖。曾获辽宁省期刊编辑知识竞赛一等奖，获辽宁省期刊编辑优秀论文一等奖。散文《最美的音乐》获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中国当代散文奖”。2015年，中国散文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获“散文编辑奖”。作品入选“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散文卷”及“文艺评论卷”（2005年），作品入选《2012-2017大连市优秀文学作品集》“散文卷”和“文艺评论卷”。2017年1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