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曲阜孔府大门有一对非常知名的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门上又挂一匾额，大书“圣府”二字，无落款。相传此楹联是清代纪昀所作，“圣府”二字是明代严嵩所书。那么，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

清嘉道中梁章鉅《楹联丛话》卷五载：

曲阜衍圣公府大门联云：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偕天不老，文章礼乐圣人家。此前明李文正公东阳所题也。        

梁氏所载楹联，文字与今孔府大门所挂楹联文字略有不同。为什么会有不同？难道楹联内容后来又有改动吗？这种可能性很小。梁氏这段文字很可能是仅凭记忆写的，“同天并老”误记为“偕天不老”，“文章道德”误记为“文章礼乐”。梁氏称此联为明李东阳所题，又有什么根据呢？李东阳与孔府渊源颇深，他不但把女儿嫁给了衍圣公，而且还参与了弘治年间孔庙和孔府的修建。另外，今孔府二门匾额“圣人之门”落款正是李东阳。但查阅李东阳文集及相关生平资料，并没有记载他曾写过这样一幅对联，梁氏又是如何得知此联为李东阳所题的呢？应该不是从孔府得知的，因为孔府中似乎并没有流传此联为李东阳所写的说法，曾于民国年间在孔府生活过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中提到此联时，没有说作者是李东阳。况且，今天曲阜乃至孔氏后人中流传更广的说法是纪昀。

除此之外，有两种可能，第一，梁章钜所见的孔府大门上是李东阳所题的“圣人之门”而“圣府”，匾额既明确题李东阳书，则两侧楹联自然会被认为也是李东阳的作品。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孔德懋在她的书中明确说大门上挂的是“圣府”，则似乎“圣府”二字挂在大门上，由来已久。

民国年间，日本曾拍摄过一组曲阜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孔府大门的照片，拍摄于1929年，照片比较模糊，无法看清大门的楹联和匾额，而作于同一年的图片说明中提到：“府第的枋额题‘圣人之门’”[1]，似乎当时孔府大门的匾额是圣人之门。这张照片的拍摄年代与孔德懋在孔府的生活年代相当，为何记载不同？孔德懋曾在孔府生活，所言应更为可信。图片说明中的这句话或许只是说孔府中有“圣人之门”这样的匾额，而未必在大门上。

1929年照片图片说明

1929年的孔府大门

另一种可能，梁章钜所见大门匾额未必是“圣人之门”，他凭其粗略的印象，只记得有一个门的匾额是李东阳所题，于是将大门上的楹联也归为李东阳名下。

不过，一个问题是，李东阳亲自参与了孔府的修缮，并为其题写匾额，他在当时可以说是孔府最尊贵的客人，为何他的“圣人之门”匾额会挂在二门而不是大门上？这也有两种可能，第一，当时大门已有“圣府”匾额，故李东阳所题只能挂在二门。第二，李东阳所题原本挂在大门，后来有一位地位更高的人题写了“圣府”二字，于是将李东阳所题移到二门，而大门则挂上新题的“圣府”。相传“圣府”二字为严嵩所题，严嵩年代略后于李东阳，位高权重，又与孔府有姻亲关系，似有此可能，但也没有完全确凿的证据。不过，由于严嵩在后世是奸臣的代表，至少在清代孔府的人可能不会认为“圣府”二字为严嵩所题，否则肯定会将其撤换。

（本文作者曾就相关问题请教孔祥林先生、齐金江先生，谨致谢意。）

[1]亚细亚大观，第六册第82页，http://www.tbcas.jp/ja/lib/li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