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楹联丛话·廨宇》中有一条曾经提到陈治滋题奉天府丞大堂的一联：

地重邠歧，礼乐务还醇厚；

学宗邹鲁，文章须探本原。

中国传统文化崇古崇博，“探本原”这个观念很地道，行动也很有必要。最近刚好跟朋友曾经谈到过这个话题，昨天@中国楹联论坛公众号又发了一篇文章：不说清楚句式源头，楹联格律就是糊涂账

所以这里也冒昧地来把我的想法说一下。

·对联起源的争议·

对联的起源，现在比较公认的，是五代时期孟昶的那个“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所以有这样的共识，可能因为梁章钜《楹联丛话》本身很有分量，并且梁章钜提到这副联作为起源的时候，说这是纪文达师告诉他的。纪文达师何许人？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也。纪晓岚原名纪昀，字晓岚，谥号“文达”。纪晓岚的话也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他曾担任《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想必对联起源这个说法必然不是空穴来风，毕竟纪老师是读过那么多书的。

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紧接着孟昶那联，梁章钜又提到吴越时僧契盈的“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有人考证这副对联早于孟昶那联。

但是又不对，又有人考证，说僧契盈的这两句并不是对联，原文说并没有提到它被写在楹柱上。

那这里又有个问题了，对联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非要写出来刻出来挂出来才行吗？那梁章钜自己那副“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他在后面说道“然屡书皆不工，故此联迄未悬挂。”这副并没有挂出来的集句算不算对联？

所以综上所述，对联的起源，包括对联的定义，到目前可能都还存在争议。但是说孟昶的对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应该就没多大问题了。

·对联历史的酝酿期·

但说对联的起源仅此而已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一个文艺青年兼皇帝随便这么一写，就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体裁，你信吗？我反正不信。对联产生之前，还有很长时间的酝酿期。而这段很长的酝酿期，对后来的对联，特别是对联句式、格律等，应该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所以谈对联的历史，这段酝酿期也至关重要。

·对联和诗词·

我们知道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而“诗”这种艺术形式，受意识形态影响，是起源于劳动人民有意识的劳动号子。“诗”一直是有韵的，可以唱的。词是作为诗的小弟派生出来的，句式更丰富，但同样押韵，也能演唱。随后又出现了“曲”，并且也押韵，也能唱。然而对联，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押韵（对联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在押韵方面的尝试，但不多），所以我们听说过唱诗、听说过唱词、听说过唱曲，但是唱联，如果可以，那就真的有些新颖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前段时间对于对联的音乐性，刚好也有一篇文章，来自公众号@莫非楹联：对联应该走向音乐领域

可供参考。

应该说对联真正出现以前的诗、赋、散文等，对于对联自身都存在影响，包括章法结构、句式语言、表现手法以及主旨内涵等方面。比如老祖宗说的“止乎礼义”，比如“诗言志”、“词言情”，等等这些观念，我们都可以在对联里感受到，并且我们还能感受到对联作为一种比诗词更具开放性的文体，在表意方面的包容性，以及作为一种较散文又有一定约束性的文体，在形式上的规范性。此外，作为较晚熟的一种文体，对联还有对老祖宗传统观念底线的试探甚至突破。

就形式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词曲较多地遗传了诗赋的音乐性，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对联则更多继承的是“对”这种形式，并且将这种形式最终引以为自身发展的核心。

·对偶和对仗·

以上主要想说的是，对联本身对押韵的不重视，导致了相对于诗词曲，它缺失了一部分音乐功能。对联自身所强调的核心表现手法，在于“对”。而说到“对”，我们又不得不提两个概念：对偶和对仗。

要区分对偶和对仗，我们先了解一下“偶”和“仗”。此处省略约300字，简单而言，偶，我们联想，偶数，就是单独成对的意思；仗，我们联想，仪仗队，就是前后左右都要保持一致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仗是对偶的进化版。这个进化，主要的体现，应该就是在格律方面。对仗有关于格律的要求，而对偶则没有。

“对”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诗经》《楚辞》、诸子散文，不胜枚举，不赘述。但由于当时平仄的概念尚未出现，更遑论格律，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对”尚仅停留于“对偶”的阶段。

我们知道平仄的提出是南北朝时期的事了，诗律真正成型是在老杜的笔下，这也正是——如果我们留心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唐代赋文较汉魏晋而言，在平仄的安排上更加精致，举例如对比骆宾王《讨武曌檄》与陆机《文赋》即可。

《文赋》句：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

《讨武曌檄》句：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对联的句式有部分来源于赋文句式，并且是南朝以前的赋文，那还对格律有过多要求的话，就无异于用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了。

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散句确实又需要有格律方面的要求。对于这种情况，也许还需要单独写一篇文章来探讨。

行文至此，我们稍作总结：对偶、对仗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并对后来的对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换句话说，对联出生之前，它的胎教就很到位了。

·对联的历史·

对联自身的发展历史，我们姑且以五代为起点来看，宋元时期其实对联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气候，古代文人的笔记小说里偶有提及。对联真正得以普及，也许是在明初。《楹联丛话·故事》引《簪云楼杂说》中的一段话：“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就是说朱八八一道圣旨让对联提高了身价，进入了大众视野。但是整个明代，对联的水平并没有达到很高，也许跟明代文化圈的整体水平有关系——曾经看过有个观点就说，明代前五子后五子放到唐宋两代可能都是无名之辈。不过要说明代对联没有精品那也太苛刻，比如作为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我的老乡杨慎，有一副题昆明华亭寺的对联就很不错：

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

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对联的春天直到清代才到来。天选之子李渔首先登场，横空出世之后写下了许多精彩对联，并且留下一部《笠翁对韵》，被不少人奉为对联入门的必读教材。然而我对以《笠翁对韵》入门学对联并不看好，因为此书过分强调“对”而于“联”有所忽略。随后的宋湘、伊秉绶、梁章钜、林则徐、李彦章、余应松、齐彦槐、薛时雨、曾国藩、彭玉麟、李篁仙、范当世、俞樾等等，可以说真的是群星璀璨。在这些大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对联的普及程度和文学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如果你想真正了解对联，那以上这些人的作品你就得仔细看看了。要知道真正对联并不是简单的天对地雨对风，也不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明天到日本那啥的。

民国时期，虽然时局动荡，但对联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这时候活跃的江峰青、钟云舫、赵藩、吴恭亨、陈逢元等等，说句夸张点的话，“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应该说整个对联历史的重心，正是在清民两代。

建国以来，可能受一些政治因素影响，对联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些限制，特别是太祖一句“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曲解。而文化又必须有传承，宣传工作必须有载体，怎么办呢？于是一批特殊时期下的“文人”应运而生，并且拿到了时代的话语权。

所幸的是文学本身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诚如本公众号欢迎新人所引用的卡尔维诺的那句话所言：“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是的，能够以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感受，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依然发挥作用的原因，也是在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的年代过后，目前在我的周围，还能有不少真正热爱文学、对于诗词曲赋以及楹联有着独到认识、并且有一定创作水平的选手的原因。

方今之世，由于信息交流形式的改变，就对联而言，其内容范围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景常春先生曾经提到，“近现代仍是对联艺术的繁荣鼎盛阶段”，对此我深以为然。这里再透露一下，上次和常春先生见面，他说他最近正在编写一部类似古今对联全集的书，已经写到咸丰年间了，还说整个清代个人专辑收集对联最多的是薛时雨。

·结语·

写到这里，回顾一下，发现只是粗略把对联的起源和历史捋了一遍，也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整个读下来也许也无法让人感受到对联文化是多么得博大精深。不过没办法，如果真的要让人有这种感觉，那就必须结合例子，比如前面提到那些联家，每个人贴百八十副作品并且简单介绍，可能就够了。但那样的话篇幅又太大。

最近在看中国文学史，在游国恩和袁行霈主编的书里，都没有给对联单独立传，这是很可惜的，并且作为一个草根对联爱好者，甚至有些委屈和不服。我相信对联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希望将来某个时间，大家在谈论诗的时候不仅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还知道屈原曹植左思；在谈论词的时候，不仅知道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还知道陈维崧项鸿祚况周颐；而谈到对联的时候，不再去说什么天对地雨对风，而是说，比如，此间只可谈风月，相对何须问主宾。

可能有人觉得传统文人故作深沉，现代人再去模仿无非就是装逼，不接地气。是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里，文学相对于其他专业，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我没有用”，但是中文系依然不可能从大学里去掉，为什么？因为文学给人带来的快乐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

所以国家才会说要提高全民素质。

解决不接地气的办法，不能是把上层建筑降低，而应该是让基层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