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对联，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联的源起。关于对联的起源，学界内有种种讨论，至今未能有定论。当前普遍为大家所认可的一种观点梁章钜（或者说纪盷，前者师从后者）所提出的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后蜀孟昶的桃符。

去年参加甘棠奖颁奖典礼，现场聆听了天津大学刘锋教授《对联起源考证》一文关于对对联起源问题的讨论，后来我又专门找到这一文章阅读，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先生的考据功夫着实令晚辈敬佩。近来，与某学长又谈到这一问题，突然产生了一些思考，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作一番讨论。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中，开篇就写明：“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文中提到的《蜀梼杌》为宋代张唐英所作，这段记载也从此成为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对联起源说的原因。但文中最后一句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也由此成为了许多学者继续探索的动力所在。

刘教授也在文章中提到《宋史卷479·西蜀孟氏世家》载云：“每岁除，命学士为词，……末年，……，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这就是说春联己写了一些时候了，并由此称赞梁章钜“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的观点是谨慎的。

对联始于桃符，那桃符是什么？南朝·梁·宗懔 《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於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唐·韦璜 《赠嫂》诗：“案牘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在这个时期，桃符是挂在大门上的两块画着神荼、郁垒二神的桃木板，以为能压邪。桃符什么时候和春联有了关系？除了上面《蜀梼杌》记载，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 钟馗 、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清·俞正燮 《癸巳存稿·门对》：“桃符板，即今门对，古当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见记载耳。”也就是说五代时在桃木板上书写联语，其后书写于纸上，称为春联。

此外，余德泉教授在其著作《对联通》中认为对联的产生时期于唐代，并根据方东先生就在《霞浦县志》和《福鼎县志》上发现了三副唐代的堂室对联。一副为唐乾符（874～879，僖宗年号）进士林嵩所题。

话再说回来，刘教授在文中对南朝刘孝绰起源说、西晋陆云起源说、唐代敦煌遗书起源说一一作了考证，其结论是：“谭嗣同所持的起源于南朝·宋·刘孝绰说是不正确的，是把诗歌的联句当成了对联。当代学者所持西晋陆云起源说是不正确的，是把对话当成了对联。当代学者所持唐代敦煌遗书起源说是不正确的，是把刻辞或者诗歌的摘句当成了对联。从现有的资料而言，梁章鉅所持的起源于五代·蜀·孟昶说仍可继续认定为对联起源。较五代更早的起源说尚有待于学者发现和证明。”

简单总结刘教授的观点就是，其他起源说的错误在于把诗歌联语、对话、刻辞等等当成了对联。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是对联？对联的起源如何界定？刘教授开篇也予以界定条件——

“对联起源的界定条件一，必须是对联，这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考察：（1）对联是独立的文体。因此需要把对联和古诗和骈文中的对偶句分辨清楚；把对联和律诗中的律句分辨清楚；把对联和诗歌的联句分辨清楚；（2）必须是独立的对联创作；因此需要把对联和所谓的摘句联分清楚。”

但是通篇读下来，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对联概念，大概就是得出了一些特征:第一得是独立文体，第二得独立创作，第三得悬挂。基于这些，刘教授把几种起源说统统驳倒，结论就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把A当成了B。

诚然，先生确实考据了很多材料，很费功夫，但这么简单逻辑就把其他起源说给予驳倒，恐怕有些不足信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也产生了以下思考：

其一，关于对联的概念的定义。事物定义是从揭示事物本质属性方面来揭示概念的内涵的定义，常用方法是两种，属加种差式定义和描述式定义。当代对联学界官方机构中国楹联学会在《联律通则》在给对联概念定义时用了分项描述定义的方法，只界定了其基本规则，如字句对等、词性对品云云。而并没有对其功能性描述，若拿来作为对联起源的判断标准，那无疑是矛盾的。

其二，文中列举的起源说均是一种割裂。无论是五代·孟昶起源说、余教授唐代起源说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无疑都是一种割裂。中国传统文史一般较为注重考据，也形成了“孤证不立”等等较好的考证原则，对于一些典故、史料的查找，我绝对不否认其优点。但问题在于，以这种从故纸堆里找证据的考据形式用来断定一种文学体裁的的起源，我认为是极为不合适的。

我本人是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虽然目前学了点皮毛，但是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不妨用到这里供大家参考。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中这么一段：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后期历史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这段话比较浅白，尽管一些朋友不是学哲学出身的，但是也基本能看懂说的什么意思。那么段话对于我们来看待对联起源问题，有什么启发呢？ 

首先，如同马恩列举的“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样，对联的起源也被扭曲了，“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如梁章钜前文那句“此在当时为语讖”，不过一个偶然，尽管不能否认其文史价值（比如当作形成过程的某一个可考证的节点），但被扭曲的成为对联的起源，附加上我们后人所认为的目的性，这是极为荒谬的。  其次，对联的发展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显然，它的形成（有别于起源一词，后文讲到）也是“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的结果，“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来的抽象”。也即其形成这样一个特殊文学体裁必然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比如诗歌，现在普遍认为其起源于古代人民劳动号子和民歌。这样的起源说对于对联来说，我们也可以借鉴思考，不论是南朝刘孝绰的联句、西晋陆机的对话，还是唐代敦煌遗书刻辞，这都同五代孟昶的桃符一样，这都可以作为对联形成过程的一些具有史料价值、可以考证的节点，其意义也是存在的，不可以全然给予否定。

其三，“对”和“楹联”的关系。基于以上，我们不妨要说说这个形成过程了。古人讲吟诗作对，强调在于“对”；而一般我们现在通常说对联，就是指楹联，《说文》：“楹，柱也。”(形声。从木,盈声。本义:厅堂前部的柱子)。我认为谬误的关键可能就在于这里。

关于“对”的形式至少在《诗经》中就已有体现了，尽管没有这个概念产生，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的意识的萌发过程，其后和诗歌一样继续得到发展。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把这样的对句或者说联语，挂在楹柱上形成了“楹联”这种新的形式，但是“楹联”本质还是“对”或者说“对子”。因此，不妨作一个大胆设想，即对联和楹联有别，更准确说是对联应该包含楹联，楹联只属于对联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楹联这种功用性使其得到广泛地普及，而将两者混到一起，武断的认为楹联应该从“对”中单独剔出来，作为单独体裁，割裂了二者的本质联系。显然，我们现在把孟昶的桃符称之为史料下可考证的第一幅楹联或者说春联，问题不大，但称之为对联的起源，这就成了一种谬误。

综上，就历史渊源来说，“对”或者“对联”（我认为和楹联是包含关系）的起源也可以认为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流变，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了楹联这样实用性较强的“产品”，但其根源仍然属于“对”。就现实意义来说，当前我们创作对联一部分是有实用性，一部分只是像诗词一样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新的“对”的形式或者叫“对联”其范围应该远远超过“楹联”。因此，在当前我们已经把对联和楹联作为同一个概念的情况下，为楹联溯源其路径只有一个，即在于“对”的形成路径上，为“楹联”溯源就是为“对”溯源，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

（ps : 第一次写文，有一些观点和提法可能凝练度还不够，先发出来交流，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后面再作完善修改。）

作者简介：肖泽龙，96年生，湖北襄阳人，中共党员，中南民大在读研究生。网名“馬不鳴”，系中国青年楹联研究会副秘书长，襄阳市楹联学会副秘书长，诗词对联爱好者。曾获第二届中国对联甘棠奖“十佳新秀”，2017、2018年度中国对联创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