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代楹联大家刘韫良留给后世过多待解的谜团，尤其他的身世，迄今尚扑朔迷离。笔者多年前便开始关注刘韫良，从多个角度欲向其靠近，聆听他真实的声音。最近重读《壶隐斋联语类编》，从另一个侧面走进刘韫良。

众所周知，对联在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童年，宋元两朝应是对联的酝酿期，“对联天子”朱元璋一声令下，对联脱胎换骨从少年进入成年，从此席卷大江南北。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原、燕赵、齐鲁和江南，毗邻的巴蜀、楚湘两种邻家文化能够影响多少，也是一个抽象的调查考卷。可别忘了，贵州本汉人移民大省，当年江南的花灯戏能够在贵州扎根，相信文化中下里巴人的对联自然也能够在贵州大地生根发芽。从刘韫良联语里，我们不禁感叹，贵州的对联文化及其文化氛围其实非但不弱而且浓醇，宛若国酒茅台一样的正宗地道。

诚然，刘韫良为数不少的关于贵州名胜古迹的联作，不足以说明贵州清末对联文化的整体情况，苛刻的一个层面，表明其人嗜好对联，喜欢创作而已。但从《壶隐斋联语类编》卷七开始，便可以看见贵州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了。

该联著中洋洋可观的题咏、酬赠类对联，有刘韫良主动撰书后赠与他人的，有他人找上门来索取的，也有刘韫良闲暇之余写给自己的。关键在第二种现象。身份有农、工、商、宦、儒、僧、道，对象有家人、亲戚、朋友、师长、门生、晚辈等。其中有慕其名请第三者来索句的，所谓臭味相投者，刘韫良敬之；而附庸风雅者，刘韫良似乎又驳不下面子。有时更借题发挥，把人修理一番。如165页《题赠香昙居士》：“佛法本空空，辟佛固非，佞佛尤非，佛心即在人心，劝尔何须将佛佞；仙传原了了，修仙甚易，登仙更易，仙品迥殊凡品，看侬还可把仙登。”。自注曰：“居士重释勤道，作此讽之”。假若居士没文化品位，简直在遭“刘太史”揶揄；假若居士品出其中味道，也只能当众尴尬，哑巴吃黄连罢了。

刘韫良幼年曾经与朋友饮酒吟唱于某花园，获得主人青睐。后来，该园主出外任官便一直没有返回，却致函刘韫良撰联，刘题曰：“诗酒有余欢，更歌征桃叶，笛倚梅花，忆阿侬前身飞到；亭台无俗韵，奈蝶梦寻春，莺声唤晓，问主人何日归来？”（P142）

张铁舟在陈氏教席，刘韫良代笔题陈氏黹经草堂：“最富让山家，绝爱他金摘枇杷、珠炊薏苡；能文夸稚子，还学我诗吟芍药、字肄芭蕉。”（P151）

了尘系贵州晚清著名高僧，擅诗文，与刘韫良友善，多种佛法活动由刘撰联。如P168《题义粥所》、P174《了尘上人击幽明钟法坛》、P181《代了尘上人题戒堂》、P183《了尘禅友焚指祈雨代题经坛》、P186《题了尘禅友代黔消灾全诵藏经经法坛》、P230《代了尘上人挽蒋提军宗汉》等等。了尘乃一代儒僧，刘韫良亦一时名流，二人出面与配合，一则影响非凡，二则相得益彰。挽贵州提督蒋宗汉的对联，系107言（214字）长联，上联追溯蒋的勋业及气慨，下联悼之动情，联语虽长却字字珠玑，容情义于其间而不落俗套，可谓鸿篇巨制，杰构佳作，为人称颂。

晚清，慈禧太后寿典曾轰动全世界，作为清廷知名的贫困大省贵州，也不遗余力的大肆渲染。贵阳乃贵州首府，具有一定表率功效，尤引人瞩目。光绪20年慈禧60大寿，据相关文献记载，早在前两年，便有臣子开始着手营造了。贵阳高调举行庆典，省府县三级联袂打造，把一个不大不小的贵阳打扮得红红火火，一派缤纷景象。对联作为一种喜庆的载体，这时候自然要表现个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刘韫良共创作127副寿联，运用于贵阳城内外不同地方。联语字数长短不等，创作手法不拘一格。一个显著特征，多为鹤顶格。10年后慈禧的70大寿，贵阳仍举行大型庆典，惜风光不再，明显逊色许多。这次刘韫良撰联9副，用于重大场所而已，未及10年前遍布大街小巷。数年后，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崩猝，贵阳筑起孝坛、经坛等隆重悼念，刘韫良受命再撰联25副。围绕慈禧的这三桩盛典，刘韫良可谓全盘负责题撰联语，占尽风流。可想而知，假若没有一定的文化氛围和基础，地方大小官员即使有心借助对联烘托，也难以如此大张旗鼓。同时折射出慈禧的淫威所至。

无论寿诞、婚嫁庆贺，还是哀挽、题赠之类，《壶隐斋联语类编》均令人目不暇给。不一一列举。

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封建时代，女性无论生活还是行动均受过多限制，识字多为奢侈。据统计，解放前贵州女性受教育的比例不足10%；历史上贵州女性能文工诗的屈指可数。两项比例均明显低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但从刘韫良联语里，不难感觉到清末贵阳“才女”不居少数。“女史”本官名，以后成为对知识女子的一种称呼。刘韫良笔下，有直接称呼为“女史”的“玉云女史”（P167）；擅长诗文者，有P211提及的“杨宜人”；P218挽王氏女郎称“女郎工诗善画，才胜乃兄”；P219挽郎玉娟女郎亦说“善文词，工书画，兼善音律”；P221挽王宜人时道“宜人色美，工诗”；挽梅氏女郎引出一段伤感往事：“女郎美而慧，工诗。余回里续娶，有媒作合，将下玉镜台矣，讵为乃兄所阻，女郎旋以抑郁亡。其绝命词和余原韵云：‘梅仙纵许称佳偶，红叶何从寄玉郎’。与余议婚时，有‘让尔梅仙清更雅，天留佳偶待刘郎’之句也。”；P225代笔挽韩氏女郎道“女郎善画”；P230《代内子挽其业师金贞女》注曰：贞女“学富而文优……著有诗文集……”；P236挽陆氏女郎称“女郎工词翰”。如此之众，客观说明贵阳为全省都会，人文荟萃，涌现的女诗人也较其他地区为多，一个侧面验证了众所周知的以许秀贞为代表的“许家姑姪”，不过其中佼佼者而已。

明、清读书人以四书为时文，科考涉及作诗，以声韵作为启蒙，所谓的“对对子”势在必行。贵州在明清两代，通过科举考试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令中原瞩目。许多人对对联情有独钟，且有一定建树。众所熟知的周渔璜、莫友芝、陈文政、司炳煃等均为其中杰出者。

对联文化需要氛围，也就是一定的群体，假如仅仅个别现象，无非鹤立鸡群。从刘韫良的《壶隐斋联语类编》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联在贵州的影响力与群众性：上至宦游入黔的封疆大吏（著名的如汪炳璈、李经羲等）。今天，我们游览甲秀楼景区，即可欣赏到汪炳璈的一副对联：“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本土楹联家，有李元国、莫庭芝、陈文政、陈矩、司炳煃、任志清等，其中，陈文政所题贵阳图云关道旁亭和通济桥溪山一曲亭，两副楹联百余年来为世人所传诵，联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获得国内专家一致好评，成为国内名胜名佳联。

    如果说向义的《贵山联语》注重于省内山川联语的搜集，以联记人；那么，刘韫良的《壶隐斋联语类编》就如实记录下当时贵州尤其贵阳楹联文化的民俗风貌和社会形态，为我们找到一条引以为豪的“贵州楹联文化”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