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〇二〇年五期《对联》杂志刊发了《“文学类”对联陷入“联八股”泥潭》一文，对当今对联创作中出现的脱离现实、刻意拟古、生硬堆砌、故弄玄虚之风进行了批评。文章发出后在联界引起强烈反响，联友们纷纷就对联文学性与实用性的关系、对联思想内涵与词采技法的关系以及倡导对联语言风格的多样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以期找到“背负苍天”与“脚踏实地”的平衡点，探索一条继承传统、关注现实、展现性情、契合时代、打动心灵的新时期对联创作之路。
文学是实用的文学，这从它诞生之初就已经确定了。大体来看，文学的实用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有用之用，一为无用之用。有用者，文学可经世致用，传播思想，教化众生，延续文明。无用者，文学能娱情悦性，竞胜追奇，达人鉴己，成就自我。纵观文学之发展，如若只是持其一端，皆不可取。
古典诗学之有用与无用
追溯中国古典诗学之发展，有用与无用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行发展、相互影响的。那些零散保存在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上古歌谣，本身就是文字与劳作结合的实用性产物。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类简短的两言，就是基于上古汉语单音节词居多，配合着上古时期简单劳作而产生的。后来，四言诗出现了。这即是上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随着文明前进而逐渐成熟的表现，似乎也成了怡情悦性、丰富自我、歌颂生活的一种自我个性体现。到了孔子出现，他编订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歌谣而为《诗三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以之教化弟子，却又将其经世致用之“有用”确立了起来。再后来，《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成为历代读书人修习的五经之一，更是将“有用”发挥到了极致。隋唐时期，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书人竞胜其中。此时，最重要的考试科目——进士科以诗赋为考试要点，让诗赋完美地在诸多文体中胜出。只是到了唐初，人们才加了试策，有了帖经、试杂文(诗赋)、时务策三场。其中，杂文场要求应考者撰写诗赋各一篇，考试内容即为律诗和律赋。此种律诗律赋的考试形式，一直伴随着科举制度，断断续续，直到清末才完全废止。即便不为考试所用，因为渴望举荐或者出于渴望关注的需要，也让唐宋以来写诗有着很大的文学“市场”，诸如干谒投刺之诗的出现就是受此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平仄皆可押的诗体，也畸形地养成了押平声韵之诗一家独大的局面。或许是为了突破格律近体诗的束缚，呈现异彩纷呈之美，唐代诗人在举业之余，也尝试着写了许多近体诗以外的诗，如古风、古绝、歌行体之类的“无用”诗体。所以说，隋唐以来的诗风繁盛，千年而不灭，不是没有其“有用之用”的。与之相同的是，隋唐以来的文风在受到骈文辞赋影响的基础上，更兼之科举考试要求以及日常应用文体骈俪化的推波助澜，骈俪华美之风也是不断高涨，这才出现了唐代中期及宋代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旨归的文体改革运动，造就了赫赫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以来，因生活实用而产生的挽诗、桃符诗、春帖子诗、寿诗、寿词，却走向了另一条创作之路，成就了古典诗学基于生活需求而在“有用之用”上的创新突破。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与近体诗同属一类，却出现晚些的宋元词曲同样也基于生活需求，也是把文学的“无用之用”发挥到了极致，成了另一道靓丽独特的古典诗学景观。即使如此，在科举考试强势的笼罩下，成熟于宋代的词、成熟于元代的曲，也都只能是“诗之余”了。实用的需求让平声韵近体诗碾压了其他诗学文体。所以说，古典诗学同样是在“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相爱相杀中发展起来的文学。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从民国到现在，古典诗学中的各种文体只能更倾向于“无用之用”，成为文人的掌中玩物。纵观当代，不论是稳居诗学老大位置的诗词圈，还是异军突起的对联圈、辞赋圈，多数都存在以拟古不足、泥古不出为代表的诸多弊端，或继承有余，或创新不足，继往与开来未能并举。这中间，应该有学识不博、才气不足以及闻见浅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吧。环顾二十世纪诗坛，似乎只有聂绀弩先生因为际遇所致，将一家之心酸和盘托出，以“无用”之诗成就“有用”之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联之有用与无用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从风俗角度去审视对联这一古典诗学文体的出现。诚然，对联的出现确实受到了桃符春帖、铭旌青词、疏表封启等各种应用形式及文体的影响。但是，对联产生的另一大“有用之用”因素却被我们所淡化。对联之所以产生，是在古代文人学子举业应试之需求影响下而产生的。因为，在以律诗律赋为主流的进士科考试风气影响下，对偶、对仗能不受到读书人的重视吗？从这一角度来看，对偶、对仗作为一种实用性技法，在为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必要帮助的同时，也成就了对联这一文体。从唐代的《初学记》《诗苑类格》《文境秘府》《赋谱》《赋门》《赋格》等诗赋写作指南，到宋代及以前就已有出现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圣宋千家名贤表启翰墨大全》《翰苑新书》《诚斋先生四六发遣膏馥》《分韵四言对偶启蒙》等四六类书，再到明代《对谱》《对林》《对类》《联句》《声律启蒙》《音律启蒙》《缥缃对类》《古今巧对》《训蒙骈句》《谢华启秀》《四六丛珠汇选》等涉及对偶、对仗技巧训练的类书，成千上百种与对偶对仗有关的类书，其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对偶对仗的训练及知识储备，体现了以诗赋创作为核心的举业观念。它所呈现的知识体系包括散联警语、典藻故实、官职地理、诸式活套四大块，既丰富了读书者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又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礼仪的文本折射，为对偶对仗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为对联的出现施加了久远的制度影响，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样看来，对联因为为诗赋创作服务而不断成熟，正是它“有用之用”的最好体现。另外，除了春联、挽联、寿联这三种门类，担负起了“有用之用”的功能之外，装饰了明代亭台楼阁、厅堂牌坊的对联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无用之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基于实用目的上，对联也为人们提供了“无用”的诗学之美。比如，明代无处不在的题署联以及出现在话本小说中的对联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一直以来，以“工切”为基本创作理念的对联其指向性非常明确。如果说“工”是特指对联的对仗技法而言，是“无用之用”，那么，“切”则指向了对联与当下的关系，体现的就是对联的“有用之用”。切创作主题则不至于让立意游离，切当下则让对联能够在继古开今中充满活力。唐白居易在《与元微之书》提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白话文大行其道的当下，以诗词曲赋联为代表的古典诗学，其受众面之小，恰恰就是其“有用之用”不断萎缩的体现。作为较为晚出的对联，与其他文体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做“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古典诗学想要传承发展而不得不面对的瓶颈与桎梏。古典诗学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有出路，才能有发展。对联也要如此。
刘可亮先生在《“文学类”对联陷入“联八股”泥潭》一文中所思考的，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在踵武前贤的基础上，用对联来服务当下的文学创作，让“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找到一个平衡点，担负起继往开来的时代使命。“然而，矫枉须防过正，一群被推崇的高手的作品及相关评判者的价值观，又出现了新的偏失，需引起重视。”在铺陈而不提炼，藻饰而不收束、炫技而不内敛，使事而不近人、泥古而不创新，繁复而不推敲之外，我们是要谨言慎写，在追求精警凝练、追求意境宏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写在当下，活在当下。因为我们要继承的除了形式、技法之外，应该还有“纪实”。纪实性的“无用之用”不就是我们追求的文学另一面——“有用之用”吗？
文学是时代的声音，对联也应该是时代的声音。多写一写当下的题材，多用一些当下的词语，接地气，有时代气息，应该是对联与时俱进的模样。每年大量的新时代对联，如写中国为实现小康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一心中国梦，不日小康辰”，如将新名词巧妙放入对联的：
永定门前，和谐号进小康站；
复兴路上，奋斗者描新梦图。
不是很好地将“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融合起来了吗？笔者曾经尝试着给多部电影写过对联，如给电影《大鱼海棠》写过：
邂逅如冥冥定数，一从海底，一在人间，一念愚顽，为你千千万万遍；
缠绵有汩汩真情，不计沧桑，不竭思念，不无执拗，因谁世世生生来。
而这其中的“为你千千万万遍”就来自美国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小说中，哈桑对阿米尔说过的一句话：“为你，千千万万遍”，给我带来了创作的灵感。笔者还曾将流行歌曲《亲爱的旅人啊》，提炼出了一副对联：
水上列车快到站，就此告别，匆匆莫负未来路；
从前灯火莫回头，于斯见证，淡淡还伤羁旅人。
用语与立意虽然直白浅陋了些，但也是我对对联如何融入当下的一次尝试。
总之，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才是对联在当下应该担起的责任。一味地泥古不出、一味地重今薄古，都不可取，我想刘可亮先生文章想表达的，应该也是这样一种对联创作观。古典诗学在当下的价值不就体现在“继往开来”这四个字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