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鄂东地区和长江-洞庭湖流域的联家1400余名，其中考取功名的有290余人。由此可知，自明清以来，科举人才在湖北联家群体中所占比例很大，对湖北楹联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且具体表现在科举人才影响楹联文化的兴盛、科举人才引领楹联文化的兴起以及科举人才的职业影响楹联文化的发展三个方面。

一、科举人才影响楹联文化的兴盛

科举制度虽在隋唐开始兴起，但《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收录的最早的联家是宋代，收录有科举功名的联家是在明代。如嘉靖年间进士顾阙、明成化年间进士华峦等。历史上科举的主要人才是进士，一地进士数量的多少很能反映当地的文化、教育、民风等方面的情况。据明代湖北进士人数分府州县统计表来看，“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11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其次为武昌府，为232人”。单从各县考取科举的人数来看，取中进士的最多的前七县依次为麻城100人、黄冈87人，江夏64人，襄阳39人，蕲州38人，兴国（今阳新）36人，京山37人，人数最多的麻城、黄冈、江夏三地，离黄州府、武昌府都很近，由此成为了明代科举的中心。

到了清代，“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参照《清朝进士题名录》、《湖北通志·选举表》以及现存湖北地方志等文献资料, 经过考证和统计, 得出清代常科考试湖北共产生进士1292名, 约占清代进士总数的4.81%。”从清代湖北各府（州）、县（州）进士统计表来看，黄州府进士347人、汉阳府284人、武昌府269人、安陆府120人、荆州府119人,超过 (府) 州进士数的平均水平，占清代湖北进士总数的88.16%。因此，清代湖北省的进士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安陆府、荆州府，而取中进士最多的县依次为黄冈县129人、江夏112人、孝感79人、黄陂73人、汉阳72人、武昌52人、江陵49人。上述7县共计取中进士556人, 占湖北进士总数的43.81%。可见，在科举盛行的明清，科举进士的分布都大体相似。只是到了清代，汉阳府逐渐成为科举文化的中心。

湖北考取功名的联家较多的地区有浠水（古称蕲水）、黄梅、罗田、咸宁、江夏、蕲春、英山、阳新、大冶、孝感、通城等地。其中浠水考取功名的联家共有32人，其中进士11人，举人8人、秀才9人，贡生1人，庠生1人，乡试亚元2人；罗田考取功名的联家有25人，其中进士2人，举人3，秀才19人，庠生1人；黄梅考取功名的联家有25人，其中进士3人，举人6人，拔贡1人，贡生2人，秀才13人；咸宁考取功名的联家有22人，其中进士2人，举人3人，庠生1人，优贡1人，秀才15人；江夏考取功名的联家有21人，其中进士5人，举人5人，贡生1人，庠生2人，拔贡1人，秀才7人。事实上，科举人才数量的多少与一地楹联文化的兴盛有很大关系。浠水（明称蕲水）、黄梅、罗田、蕲春（明称蕲州）在明清属于黄州府，阳新（明称兴国）、大冶、咸宁、江夏、通城在明清属于武昌府，孝感明代属于德安府，清代属于汉阳府。这些州府都是明清以来科举发展的中心，不仅科举人才多，而且联家中科举人才也多，因此，科举人才对楹联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二、科举人才引领楹联文化的兴起

由上文可知，科举人才对楹联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跟科举人才的数量有关，也跟科举人才特别是进士、举人联家的出现时间有关。可以说，在科举人才数量、质量不分上下的两个地方，如果一地出现了一位或多位明代联家，那么该地区的楹联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会高于其他地区，事实上也理应如此。湖北众县中，出现明代联家的地区有江夏、黄梅、浠水（古称蕲水）、蕲春（古称蕲州）、英山、江陵、嘉鱼、蒲圻、崇阳。其中蕲州（今蕲春）出现的明代联家时间最早，为成化年间进士华峦。江夏明代联家有5人，为湖北地区明代科举联家最多的地区。

以上出现明代科举联家的地区多集中在黄州府和武昌府，而这两府的科举文化在湖北省也是遥遥领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湖北楹联文化也最早在黄州府和武昌府兴起，且与明代联家的引领、推动作用分不开。为什么这么说呢？除去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我们还可以从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人文地理因素来分析找答案。文化教育是影响进士数量和分布的内在因素。从明代湖北分府兴建、修复书院一览表来看，黄州府新建书院35所，修复书院2所，占全省百分比为33℅，位列全省第一。武昌府新建书院22所，修复书院3所，占全省百分比为22℅，位列全省第二。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湖北进士的地理分布特征也受到了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社会风俗的影响。一般进士数量较多的地区, 往往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和崇文尚儒之风。科甲强府黄州府自宋代就有“山清水远, 士风厚善。其民寡术而不争, 其士静而文, 朴而不陋”之说。这些因素对一地整体学风的提升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楹联文化的兴起当然深受其益。因此，科举人才可以引领楹联文化的兴起，科举联家出现的时间越早、越多，该地的楹联文化就兴起得越早、越快。

三、科举人才的职业影响楹联文化的发展

除以上两点因素外，科举人才的职业也影响楹联文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对联家的职业记载情况来看，科举人才的职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性强和文学性强的两种。明代进士联家政治性强的职位有宰相、工部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右都御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吏部主事、刑部主事等职，文学性强的职位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职；明代举人联家的职位政治性都很强，有知府、民部郎、县令等。

到了清代，进士联家大多出任政治性强的职位，如侍郎、知县、知事，刑部主事，巡抚，知府等；清代举人联家大多数都出任文学性强的官职，如教官、教谕、书院院（山）长、内阁中书、讲师、太史、同考官等；清代贡生联家一般出任主簿、文林郎、教育局长、塾师、儒林郎、知县、塾师等文学性强的官职；清代秀才联家大多数都出任塾师、教谕，有一小部分任知县、知州。

无论是出任政治性强的官职还是出任文学性强的官职，科举人才都能影响楹联文化的发展。科举人才出任政治性强的官职有利于上层建筑重视楹联文化，因为当官者擅长并爱好楹联，其所制定、颁布的政策势必有利于楹联文化的发展。科举人才出任文学性强的官职可以通过自己的著作、思想直接为楹联文化的发展。大量的举人当书院院长，大量的秀才当塾师，虽然他们没有进入封建社会正统的官僚体系，但他们把自己应对科举考试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为社会基层的文化普及以及楹联文化的扎根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科举人才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对楹联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或间接或直接的推动作用。为湖北楹联在近现代的实质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科举应试文体，八股文是散文中的特殊样式。八股之特征，首先即是一分为二的对照思维。立足于语义和结构层面的广义的对偶，在出对句的字数上可能有所变通，但这并不影响其对偶结构的成立以及篇章段落的整体匀称。罗积勇先生认为，“明清的八股文在其股对中继承了规则重字对、假平行对的写作方法，上下联字数相等且无相同字眼的‘股对’，已十分接近后世的长联，且一边自对的蔚成气候，与八股文的盛行也大有关系。”既然科举考试必须要考八股文的写作，那么科举人才自然对对仗性的文字写作十分熟悉，这也是科举人才对楹联发展有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