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对朱熹的记忆和情感，大多来自于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据传此联乃朱熹所撰，经弘一法师书写，悬挂于开元寺天王殿柱子上，从此不胫而走，成为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安海石井书院
但要是那么说，这句话就该失传了，不会让我们这样整天挂在嘴上。过嘴上的瘾都快一千年了，难道不应该重新想一想？当然，说安海是文化古镇没有错，就凭有石井书院这一点，叫文化古镇并不欺世。但石井书院是之后建的，并非朱熹主持的书院，只是“绘二朱夫子像于尊德堂”。真真没有太多可以炫耀的。（《被忽视的海丝八大商人》）
许谋清当然读懂，朱熹采用的是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法。他之所以抓住“满街”和你抬杠，用意在于要告诉泉州人，不要陶醉于800多年前古人的一个善意的玩笑而飘飘然，总是整天挂在嘴上喋喋不休，忘了当下的努力，无异于阿Q式“先前阔”的虚幻。
开元寺勤佛
综合以上情况，我还是认为朱熹撰联的可能性值得怀疑。在泉州，朱熹“被作者”的情况是有的。永春县也有一副广为流传的名联：“千浔瀑布如飞练，一簇人烟入画图。”历来都说是朱熹所撰。林振礼教授经深入考证，有理有据，把其知识产权归还唐诗人韩偓。（《永春陈山岩题刻之谜》）别的不说，单从艺术风格上赏析，这副联与韩偓咏闽南诗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如出一辙。
话还得说回来，对朱熹撰开元寺名联，弘一法师一定是深信不疑的，否则他不会题写。历来也没有听到多少质疑声，已经算是定说，要推翻非得有新的铁证不可。那么朱熹会是什么时候撰写的呢？对照年谱，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在他初仕同安，发生“出入释老，反求六经”思想转变之前。
许谋清还踩了一个地雷，我们有必要就他关于安海“二朱过化”是“虚名空壳”，只是“曾留下朱熹的影子”的看法再加以讨论。
安海朱子书院
以上所引史料虽然不多，但是出自朱熹同时代人的著述，真实性和可信度高。这篇论文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研究安海“二朱过化”的文章，为泉州的朱子学研究开了好头。
1999年底，林振礼教授潜心探研，完成专著《朱熹与泉州文化》。该书重点考评朱熹泉州事迹，专节论述朱氏三代与“闽学开宗”。作者认为——
后来人们正是把泉州的人文鼎盛、理学景观与“二朱过化”以及石井书院的创立相联系，称誉安海为“温陵始学”和“闽学开宗”之地的，词虽近夸，实固如是。
2004年，林振礼教授在进一步深入实地考察、收集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原著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放宽视野，扩大架构，丰富材料，增加篇幅，增订出版了30万言的《朱熹新探》。哲学名家蒙培元教授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书的序言中他说——
这部著作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理解朱子的许多新空间，体现了作者敢于言人之所未言的探索精神。“朱子的风水观”、“朱子与摩尼教”、“朱子在民间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节，就是其中最有特色、最有突破的成果。作者从佚文考辨和野外调查开始，进到生态、宗教和美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填补了朱子研究的许多空白。
蒙培元教授特别注意到《朱熹新探》“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的特征”，认为作者对朱熹风水观的研究有先声夺人之势，“使他成为我国研究朱熹风水观的最早、最重要的学者”。对作者重新考证史实，就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提出的“仕泉偶涉，知漳则禁”的结论，更是谓之为“石破天惊”，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由此看来，许谋清的持论欠缺准确，值得商榷。不过也应承认，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记载的确有限，特别是真金白银的证据较少。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新东西被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去年石狮举办的“宋理学名儒柯国材学术研讨会”，因为柯国材也算是安海人，“二朱过化”成热门论题之一，有些新材料值得注意。
如清柯琮璜《奎光阁题名匾大略•序言》记载：“柯姓因理学乡贤翰公国材，自同安鼎美乡从朱夫子讲学于石井书院（鳌头精舍）。”虽仅是清人只语，但与人物关系及历史情景的可能性相符，可备一说。也有的新说略显草率，如有论文说，绍兴元年（1131年）柯国材随父徙居安海，就读于鳌头精舍。翌年朱熹父亲任石井镇（安海）镇监并在书院讲学。柯国材长朱熹14岁，同在书院读书，因而又称学兄学弟。算来其时朱熹才3、4岁，所谓学兄学弟，显然主观臆测成分居多。
44年前，同安县从泉州析出归属厦门市，泉州的朱子学研究者有东西被掏去了大半的感觉。其实，思想的影响不会随区划的变动产生根本性改变。上述陈祥耀教授的论文把学术视野扩大到泉州及闽南地区，论述了朱熹对民风士气、文化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
朱熹及其门徒，在闽南宣扬孔孟的仁义忠孝道德，宣扬理学的修身养性，宣扬古代的礼教，对于泉州等地人民纯朴忠厚民风和道德水准的提高，当然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泉州一时有“海滨邹鲁”之称。
陈祥耀教授的观点得到历史学家陈支平的呼应，他刚出版的专著《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从历史学的领域来考察，朱子学至少应该包含“义理心性之学”和“社会建构管理之学”两大相辅相成的结构。前者基本上已走上学术化的道路，其精义很难为一般的民众所了解，即使像他，有时也是一头雾水。他说——
无论是历代统治者还是一般士人民众，对朱子学的认知，恰恰集中在朱子学的“社会建构管理之学”上面。……朱熹强调社会管理中的个人行为必须遵循“仁、义、礼、智”的准则；在人与人关系上，应当遵循上下有别的“孝悌之道”。这就为民间社会设计推行了可以作为世代延续的生活方式。
同时我们还看到，朱熹对于民间社会的教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他与柯国材之间，从相游相乐、趣味相投到结为“匪同而和、肺腑以倾”的进道之友，就是为人处世的一段历史佳话。
名人思想作为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前者是主导，但后者的接受和延续有可能产生效果的最大化。譬如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多月，却赢得“潮州山水喜姓韩”，潮州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深抱温情，对韩愈表达了他们的最高敬意。
当然，朱子学研究的目的意义，不在于为人们提供顶礼膜拜的高大上偶像，而是要进行一场精神对话。弘扬朱子文化，既要有专家学者的学理性研究，也要做好普及，让研究成果从学术殿堂延伸到社会，成为大众的日常生活。离开现实世界的召唤，思想学术就失去分量。希望有一天，时空可以穿越，朱夫子重回晋江、泉州，他会笑吟吟地说：此地今称文都，满街都是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