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湘水所连接的湖南和湖北，是荆湘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两地同祖同根，接山连水，而古往今来，两地志士仁人的集会、寄寓、交流、融通，则饱含“原非异土；好话家山”的独特家国情怀，这种情怀寄托在独特的会馆文化中积淀酝酿，从而被长久记忆、广为传颂，这在位于武汉的汉口长沙会馆的诸多楹联作品中可见一斑。汉口长沙会馆（当地老人称之为湖南会馆），系当年湖南同乡在汉口集会或寄寓之处所，建于清道光( 1821 一1850年) 年间，武汉解放前夕解体。汉口长沙会馆兴建于清朝统治进入晚清（1840年—1912年）时代的交叠期，而晚清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这期间，湖南湖北地区涌现出大批仁人志士，同时荆湘大地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经济潮流兴起和发展的热点区域，我们从汉口长沙会馆的楹联作品中，能够读到与时代洪流息息相通的故乡与异乡、历史与当下、民族与国家的无数叹慨与希冀，令人歌哭不胜、怀想不尽……在众多社会名流及文人墨客所题的汉口长沙会馆联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推湖南安化陶文毅所题之联：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樯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共明月千里兮，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江山。这副被近代学者、湖南慈利吴恭亨先生誉之为“其佳在四周围故事搬演生成，如金之铸，如岳之镇。”的联作，原载福建长乐梁章柜( 1775一1849 年) 著《祖联丛话》。 联语起句便将湖南湖北两地距离拉近，仅隔洞庭“一湖耳”，不管是“岸花”的“送”，还是“樯燕”的“留”，无非是在一家之域，此地本就不是“异土”嘛。而下联，在上联的铺垫之下，虽剪取“长沙”、“湘水”之风物而“好话家山”，但如此“家山”又焉能分得出故乡异乡呢？！在所有楹联作品中，有一副联不得不提，那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湖南湘阴人左宗棠( 1812 一1885年)的题联，联云：吴恭亨先生言此联“亦流丽可喜。盖文襄时以讨叛正西征，故有对幅。”在此联中，我们字面上看到是中兴名臣在此地托物寄情、怀古思乡，但从“卅年作客，黄沙远塞”的字里行间，却能隐约看到这位从湖南走出去的晚清重臣“平定陕甘、收复新疆、建设西北、兴办洋务”上下奔走的“作客”生涯，由此进而联想到晚清到近代风雨如晦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华大地，而这一切，在这比邻而看的他乡会馆中，被遥望着湘楚故里的左公，又化作乡思，吟入江城的“落梅”之中……远与近、巨与细、古与今、家与国，交织融汇，怎能不让人生出叹慨无凭、俯仰无端的苍茫之情呢？！此外，在所有楹联作品中，还有一副分量十足，那就是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岳父李篁仙先生撰写的联作，联云：麓山之巅，湘水之滨，携剑倚苍茫，数前朝梅将功名，蒋侯威望；武昌以西，汉阳以北，凭栏瞰风物，想故国定王台榭，贾傅祠堂。吴恭亨言此联“虽雄劲不足，而处处能顾定长沙二字，亦为语无泛设。”此联虽如吴公所言“雄劲不足”，但内容却饱满浑厚、意旨深远，充溢着李公对于故乡地灵人杰的自豪之情和对民族前途的寄望之心。上联中，“麓山”、“湘水”点出故乡风景特质，“梅将功名，蒋侯威望”句中的湘楚雄杰名将梅鋗、名侯蒋琬，虽是前朝人物，但却为湘楚大地带来名誉声望；下联，把视角拉回到现实，“武昌以西，汉阳以北”，切合会馆之地，但更像是设定了一个旷览时代格局广阔视角，在这个视角下，眼前的江山风物到底如何呢？李篁仙(1825-1894)，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其时国事衰微，内有反抗频仍，外有列强觊觎，眼前之局怕是很难如李公之意。眼前的不如意，自然会促使李公把目光再投放到前朝之盛，代表着时代辉煌的“定王台榭，贾傅祠堂”的故国便成为了李公寄寓理想与希冀的托附之物，而重现辉煌之盼，则更见其深沉的爱国情怀。由此联想到，为民族觉醒变法就义的其婿谭嗣同和自号“臾生”的其女李闰，夫妇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也应是门风承继，足以令世人感泣。清代是楹联创作的高峰期，也代表着楹联创作的最高水平，而这其中，动荡变幻的时代格局和风起云涌的社会潮流，正是创作给养的现实来源，“国家不幸诗家幸”同样可以演绎到楹联创作领域。而汉口长沙会馆的楹联内涵所投射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所带来的强烈感染力和强大生命力，它成为一个时代的伟大记录，更成为世代不应遗忘的一种民族记忆和精神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