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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学术:从献身到企盼

2020-05-09 22:43:56严海燕青青导读对联杂志 0条评论

了解学术


(一)从前人谈起

明代王阳明《传习录》载:“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此后遂有“学术乃天下公器”一说。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杨绛在《我们仨》中不无自负地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撰文著书、钻研学问都是一种私人行为,尤其是对非文教界的官员而言,无人强迫他们在从政议政之余从事这种非职务行为,除非他们自己认为“文章千古好,仕途一时荣。”文人和官员做学问的动机可以有多种:或者是求真弘道,或者是兴趣使然;或者是自觉自愿之举,或者是一种无奈选择。做学问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一般化的是自圆其说,发表问世;优秀的是成一家之言,传世久远;杰出的是被普遍采用,为某领域法式。做学问的路子分为两种: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填补了研究空白,今后很可能作为拓荒者而被后代学者记住;有的人在他人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奋进,从而比前辈开掘得更深更广,成果更新。从理论上讲,做学问与找饭碗、做生意不同,生存讲利害,学问要求真。既然“学术乃天下公器”,学人自然应该牢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礼记·中庸》)的八字治学方针。无论采取何种治学路径,是知人论世,抑或参禅感悟,都要一心一意,有做人节操,讲学术伦理,不学阀,不世故,不钻营,不杂私欲,不不懂装懂,不掠人之美。


(二)反观对联界

就对联界而言,学术“心性”问题并不严重,但也有警惕的必要。有的作者将某些常识性的文史材料带进对联论文里,并在没有引申出新意的情况下,絮叨不已。这可以理解对“学术”三昧的认识不足以及对中小学乃至大学文科开课的隔膜。有的作者将从他处复制来的叙议字句,粘贴于自己的对联论文、著作里,或者整个论文七拼八凑,使学术文本变成学术百衲衣。这也可以归因于为学术训练不足以及媒体把关不严。但是,有的作者从论点到论述大面积袭用他人文字,特别是采用他人前沿研究成果却不注明,最多用一个参考篇目敷衍了事,并以此换取相关利益,这无疑涉嫌学术不端。即便它是一本普及性读物而非专著,至少也算学术不规范。

在英语里,“学术”一词有learning、science、academic等多种翻译,但最原始的还是academic(汉语通常译作“学术界”)。换言之,在现代社会,学术总是被用以与高校等高等教研机构相联系。在此意义上讲,高校、社科院系统的对联研究,是对联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必经之途。

 从一九八〇——二〇一〇年的实际情形来看,对联研究者队伍里确曾有过高校教师等人的身影。然而即便到了今天,这支队伍里的大多数依旧属于业余爱好者以及退休后“老有所为”者。而刘太品、时习之、fpe95(真名不详)等非高等教研机构人员的加入及其优秀表现,更让人们看到了现阶段从事对联学术的人群其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问题。

评估一支学术队伍的现状和前景,不应仅看人员组成、学术人格和学术能力,还要看其外部支援情况。由于现阶段学术并非自治,而是代之以行政化管理,特别是由于专门研究对联者甚少,因而在学术圈内一直存在(对联)外行审查(对联)内行的现象,从研究生招生到各种评审无不如此。与自由文学界的作协签约制(包括评论家)以及遍地开花的各级各种自由文学奖(包括评论奖)等不同,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无人愿意“养活”诗联作者以及诗联评论者。对联界虽说也自设了学术奖励,却也是刚刚起步,获奖面和奖金都十分有限。偶然也有对联研究者获得体制内奖励的事件发生,奈何截止目前,也都局限于厅局级等中低级奖项。与对理工科、重点高校以及体制内自由文学的高投入相比,体制对诗联研究的经费支持实在微不足道。


(三)看域外做法

近现代留学生制度,让国人眼界大开。在西式高等教学中,教师会开列大量专业参考书,并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读完,并参加课堂讨论课。这对于习惯于唯教师和标准答案是从的中国学子来讲,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体验。在专业选择上,西式教育既分得细致,又讲求融合。在写作论文阶段,会强调界定概念、问题意识以及知识产权意识。大约在二〇〇〇年前后,这些作法也开始大量移植中国。例如,面对二〇〇四年文艺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雅切——梁章钜对联批评的核心范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鲁晓川首先对何谓“范畴”(category)、“对联批评”范畴等进行了界定,而这与对联媒体常见的论文明显不同。此外问题意识亦很重要,如果某位作者抓住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同时手头有足够的材料,个人也有精力和能力来做好这个课题,那么这位作者一定是幸福的。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教育,这从二〇一〇年前后中国高校规定硕博士生学位论文必须附上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可见一斑:“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


献身学术


(一)情怀

凡立志献身学术者,应在思想上有所准备。由于学历、环境、机缘等不同,同样多的艰辛付出,未必会有同样大的收获。虽说年轻的“对联学”乃学术富矿一座,但对联论文发表获奖与对联作品获奖中选根本不是一回事,纵然你是一位顶尖的对联学者,也绝不可能像顶尖的对联作者那样每年平添十二万元的写作进项,除非你还有作报告、作评委等其他劳动付出。尤其对于体制外的研究者来讲,除了荣誉和名头,获得大的物质利益回报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便是体制内的对联研究者,部分学者可能在投稿核心期刊、申领出版补助、申报课题、升级职称等方面获得成功,其他人则未必有如此幸运。如果说对联史被传说充斥,如杂乱纠纷一时难以解析,为对联研究第一困难,那么不被现代学科慷慨接纳,处境尴尬如“学术蝙蝠”,则无疑是对联研究第二困难。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是选择了寂寞和清贫。


(二)勇敢

这里所言学术勇敢,首先指勇于思考、积极开拓。笔者在拙著《诗词通论》里曾经提及一种特殊自对:参差式(不重字)自对,因为在已知对联里一时找不到合适联例,于是就自己尝试写作:“觉此世间不圆满而参究,小参小得,大参大得,导引世尊踵步我;闻彼佛法最便宜以习炼,一习正心,二习正行,无量愿力有缘人。”虽然尚未为对联界所认识和承认,但自以为值得实验。其次,学术勇敢还包括忠于自我、敢于批评,并允许对方反批评。学术工作者就像古代的游牧民族,眼光要永远向着远方和未知。“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学术批评的勇敢,或许没有如此悲壮,但作为批评者自己,还是要事先储备较为强大的心理能量,以防遭遇误解和冷落。人天生倾向于自己被肯定、被揄扬,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存在接受不同意见的可能性。古代所谓“闻过则喜”其实是有前提的,即被指摘者心悦诚服,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而批评于作者而言,不仅让他们颜面尽失,有时还会伤及其现实利益。在非对联界,小说批评家李建军、书法批评家梅墨生曾因正常的文艺批评,遭到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诟病和揣测;在对联界,笔者也曾面对来自被批评者的不同反应,亲身领略过那种或感动、或难堪的滋味。



(三)智慧

《菜根谭续编》有云:“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这里的下半部分适合对联创作,上半部分适合对联学术。

对联学术,尤其是对联批评,绝非不讲方式方法,更与炒作、攻讦无干。作为一种评判,对联批评有时会引起批评者自己的内心冲突,这时批评者可能需要审时度势,寻找合适的发声策略。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应该不是泛泛推论。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句名言:“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它更为明确地启发我们,对联批评先讲器识、选择,后求温度、专注。

二〇二〇年一月,由山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对联中国”第二届对联中国全国对联高手电视大赛在山西晋城举行。在进入决赛阶段时,评委们要求三位选手以“我的小康”为主题作联。据报道在看完他们的即兴联作后,“(评委们)在肯定的同时,钟振振老师指出有些联中有陈言,有令人审美疲劳的东西。几副联中都有可以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一副好联必须有创新,有新意,表达要有个性,要与众不同,陈言务去。”在笔者看来,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资深教授兼创作诗词的著名作手,钟振振的点评属于中肯之论,值得以清联为圭臬的作者们反思;同时他在这种语境下发声,并由媒体公之于众也是合适的。


(四)独立

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与拾人牙慧、习惯于重复他人,两者皆不足为训。

但就当下对联界实际而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后者。譬如,直至二〇一九年,某“高校精品课程”仍将“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一联当成蒲松龄励志联来宣讲。不能发出有意义的学术声音,其原因很多。首先可能是缺乏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虽有创见与思考,但为环境所阻而无法公开;其次是如前所说,作者不了解学术为何物;再次则与作者的偷懒和迷信相关,即他们习惯于吃老本和匍匐于权威之下。

对联学术与其他学术一样,贵在独立发现问题并善于解决问题。对联学术不同于对联教学,不需要像传统教学那样,教师侃侃而谈于上,学生唯唯诺诺在下,而是各自摸索,共同前行。在这里,真相、真理、价值、意义等既是追求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皈依。只是有一点,这里所言“真理”是相对的,它有时表现为“深刻的片面”(黄子平语)。对联学术尤其是对联批评的独立性,还体现在批评者与创作者的关系方面。

在自由文学界,有时会听到作家讥刺批评家:“有本事,写一个更好的作品让大家瞧瞧。”这是一种抬杠式的表达,从专业分工的角度看,它并无多少道理可讲。学术还不同于广告宣传,应尽可能中立、客观。真正的批评家,并不是作家的对手乃至敌人,同时也可以不是他的朋友。他更像一个敏锐而专业的旁观者,只是愿意表达自己的观感而已;至于作家的反应如何,是否愿意听取批评者的声音,则取决于本人的修养和智慧。对于对联界的讨论和批评,也应作如是观。


(五)认真

就对联批评而言,可能需要感觉的参与和才气的配合;就包括对联批评在内的整个对联学术而言,研究者难能可贵的品格却是扎实认真。这一点,在文献整理方面看得最为清楚。现代学科研究,无一例外都需要学术文献垫底。无论你是做专门的文献研究,还是做理论研究、应用研究,都须臾不可与之分离。对联研究固然是开放性的,来自非对联界的学者可以自由进入其间进行新视觉、新方法的研究,但同样也要遵守固定证据、尊重事实这个前提条件。如果对联论文所涉及的基础材料不可靠甚至不存在,纵然作者的论点论证“高大上”,发表论文的载体为“核心期刊”“权威期刊”,同样难脱学术泡沫之嫌。时习之曾经指出梁章钜在对联探源课题上所犯的五个错误,包括“改动古籍为我用”“不给出古籍依据” “对古籍一概采信” “不查证古籍原文” “对史料考证不详”。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值得后来的治联者警惕。此外,笔者于二〇一八年协助审读《对联》杂志时,也发现几篇明显从互联网“复制”“粘贴”而来的来稿,作者既不肯核对原文的真实性,更没有注明出处。二〇〇〇年以来,体制内的对联研究者明显增多。笔者有时在想:如果这些研究者在争课题、发论文、编大全、编教材之余,也能够坐坐冷板凳,利用其有利条件为对联界做点实事,哪怕一个人解决一个小问题,那么当代对联的学术面貌也一定会发生新变化。

过往的回顾


从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在社会主流思潮基本不予认可,高校、社科院的专家学者甚少参与的情况下,联界同道凭着对对联的热爱,甘于寂寞,在对联学术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常江的对联学构架研究和对联书目整理,刘太品的对联史和对联批评研究,陆伟廉的自对研究,余德泉的马蹄韵研究,魏启鹏的句式组合研究,刘福铸、胡毅雄等人的对联考证,还有态度严谨的时习之(真名俞劭华)、fpe95、文伯伦,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联集编纂方面,龚联寿的索引法、余德泉的(上联首字)笔画排序法等,亦值得肯定。此外,张志春、贺宗仪就对联话题与当代作家进行通讯甚至当面请教,贾雪梅、李文郑等人对《对联话》等对联名著进行解读,孙则鸣将一九九〇年进入高校现代汉语教材的类义词理论引入联界,李冲、李世荣等人在辨正平水韵平仄字方面做了不少功课,陆震伦等人试图将计算机、逻辑等方法引入对联平仄排列和创作机制分析。

至二〇一〇年,张志春教授以民俗专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对于对联本体论作出思考,杜华平教授用古典文学专家的眼光打量对联。作为优秀的文学学士,白衣孤鸿(真名黄浩)则在对联研究和对联创作两个方面同时掘进。随着对联研究的深入和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联史资料的挖掘和阐释又有了新进展,咸丰收《明代联话笺注》、娄希安《楚望楼联语笺注》即为这方面的成果。此外,“七〇后”张小华硕博阶段甚至毕业之后都以对联为研究对象,“八〇后”王家安持续关注联界成果和人物,也预示着对联研究美好明天的渐行渐近。


未来的企望


(一)解决学术类出版物经费问题

《对联》杂志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刊,她与学会办公地址分属两地,且人员编制亦属于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从当下国家管理制度和中国楹联学会的实际来看,这个由历史造成的分布格局估计还会延续一段时间。随着杂志发行量的下滑以及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转型,杂志的生存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尽管近几年,编辑部新班子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减缓了订户数量下滑速度,未来发展等问题依旧存在。这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是联界无法规避的议题。

为了避免重蹈书法界名刊《书法研究》一度停刊的覆辙,笔者呼吁中国楹联学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借鉴《中华诗词》等纸媒的作法,出资成立基金会,建立健全《对联》杂志出版保障机制。此外,像景常春《昔日联书经眼录》等受众面窄、非普及类对联学术著作也应该得到关怀,对联界的组织、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以为其出版印刷提供方便。

可以肯定地讲,没有一本高质量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纸媒,没有一支有情怀、专业化的学术队伍及其产品,所谓的“对联学”是不可能跻身于当代学术界的。


(二)让对联研究具有学术深度和广度

笔者多次指出,对联界在对仗、辞格等技术问题上纠缠太久,错失了与诗词界同步前行的机会。这个缺憾既与历史欠账有关,也与对联界对现代文学、现代学术比较隔膜有关。对联研究者应该有本位意识,要注意将个人修养的全面性与该学科真正的研究对象分开。

一个联界中人,学有余力而学书法,其最好的选择是参加早已独立的“书法学”学习班,而不必总盯着当代人刊在对联媒体上的联墨作品;一个书法界中人,果真对对联学术有兴趣,则应该积极寻觅两者之间的深层次联系,而不是仅仅来对联界普及书法常识。如今新旧账交叠在一起,致使对联学术界面临较多的问题。

譬如,现代诗联作者能否创造双音词?今成都望江楼公园内浣笺亭有清代欧阳梦兰(九畹女史)撰联:

古井平涵修竹影;

新诗快写浣花笺。

“平涵”一语在古代汉语语境里是正常组合,但如果出现在现代汉语语境里,有无可能被视为生造词语?近体诗有四种基本平仄格式,对联有没有可以析出的基本句式组合(模式)?舒展的诗式句、铿锵的骈式句到底如何组合,方能尽扬其长,而避开前者易于形散力弱、后者易于枯硬气促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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