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下，早已铺叙出腊月的故事。那一串串颜色不等的香肠，正在阳光与北风的交织中蕴酿着新的滋味，描绘着具有随州特色的民俗文化画卷。它告诉我们：春节即将来临！又快要放鞭炮、贴“对子”了！

“对子”就是春联，是随州人的方言俗语。随州人对春联特有感情。过去，流传着“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的俗语，说的就是人们对春联的感情。

春联虽然只是对联的一种，但却演变成为对联的主要形式。这取决于人们对它的喜好。

对联是我国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长期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试看，稍有一些文化素养的人，谁不会背诵几幅对联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优秀的对联，完全有资格同诗词一道吟诵；它和诗词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部分。

据古书记载，对联的前身是古代的桃符。所谓桃符，就是桃木板。古人在上面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的名字，每年新春时，挂在家门两旁，据说这便可以抵御凶魅，保住一家人的吉祥安宁。

有文句的对联，产生在后蜀时期。据《荆楚岁时记》和《五代史*蜀世家》记载，后蜀皇帝孟昶，在桃符上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字，相传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幅对联，那年是公元964年。当时虽然出现了这种形式，但是在民间还未盛行。五代到北宋，习俗相沿，民间还是崇尚悬挂桃符。王安石的《元日》诗，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就在宋代，已有文人撰写的对联相继出现，当时称为“题桃符”，如苏轼题广东真武庙联。上联是：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下联是：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其他不一 一列举。南宋理学家朱熹，已将当时流行的对联附入本人的书集之中。

到了明代，朱元璋下诏：民间新春都必须张贴春联。他自己还微服出行，视察大街小巷张贴对联的情况；传说他曾亲自为下层劳动人民题写过春联。经他这一提倡，贴春联便蔚然成风。

到了清代，撰写对联更为普遍，许多名篇佳作，源源产生。各个风景秀丽地区，各处名胜古迹，大多有了对联。加上文人多所染指，于是，对联这枝文苑奇葩，便越开越艳，美不胜收了。

历代著名的对联作者（撇开他们在政治、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不谈），比较有名的，可以举出以下诸人：苏东坡、朱熹、赵孟兆页、朱元璋、祝枝山、李笠翁、林则徐、纪晓岚、袁枚、郑板桥、桂馥、孙星衍、邓石如、俞樾、李调元、顾复初、何绍基、孙髯翁、钟云舫等。他们都有名作传世。

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学者的创作，从官府到民间，对联创作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许多新形式开始出现，如：赠答联、书斋联、座右联、寿联、挽联、回文联、谐联、集句联等等。其风格之多样，用途之广泛，简直是大大超过诗词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一步发达，对联的形式将会更多，科目更为齐全和完善。

和其它文学种类一样，对联也有其自身的基本规范。顾名思义，对联是成“对”的，即由上联和下联所组成。上下联字数必须相等，内容上也要求一致，亦即是要上下联能“联”起来。两句不相关联的句子随便组合在一起，不能成为对联。对联也有格律，概括起来，有六大要素，又叫“六相”。即：字数要相等，词性要相当，结构要相称，节奏要相应，平仄要相谐，内容要相关。

对联的对仗，虽然与诗有相同之处，但它比诗要求更严。对联有宽对和狭对之分。宽对只要求上下联内容有联系即可成联，而狭对则要严格按《笠翁对韵》的标准来撰写。不过，在实用对联中，采用宽对较多，而狭对则往往由于对仗的要求太严，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有因文害意之嫌，故而很少应用。

对联的平仄规律，与诗基本相同，一般套用诗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基本法则。

关于对联的长短问题，没有一定格式，只是一副对联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结构相同罢了。短的对联，如近人吴昌硕写的篆书联，只有六个字：“金石乐，书画缘。”从大量对联看，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的对联最多。至于长联，我们知道大观楼联（孙髯翁作）一百八十字，过去称为“天下第一长联”，但现在看来，字数还不是最多的。字数最多的长联在四川，成都望江楼长联（钟云舫作）212字，青城山长联（李善济作）394字，江津长联（钟云舫作）1612字。曾引起社会极大兴趣。

当然，话得说回来，诗词也好，对联也罢，都讲“贵在意趣”，不必在长短上多所计较。如果十几个字就能把意思表达明白，又何必定要写一百字！过去就有人说大观楼对联太冗长了，但是，这副长联历时两百年，脍炙人口，这又说明，长联佳作，也是受人们欢迎的。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联如果太长了，总难免有些毛病。为了内容渊博，必然铺锦列绣，甚至堆砌偏典，使人不容易接受，没有耐心把它读到底。

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对联不论长短，只看内容如何。用词来打个比方，李清照的《如梦令》中的“昨夜雨疏风骤”一首只有33个字，却垂誉百代；吴文英的《莺啼序》240个字，陈亦峰称它“全章精粹，空绝千古”。柳永擅于长调，李后主长于小令，都是各领风骚。所以，对联的长短问题，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