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以降，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对接出现了裂缝。其主要表现是：部分大一新生缺乏专业学习兴趣，四年学习下来，大学生总体质量下滑。对此，高校方面认为是中小学教育出了问题，即虽将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还是在比拼应试教育；中小学方面则认为自己学生的知识水平普遍高于西方同类学生水平，因此不应该背这个黑锅。    把教书育人之地变成战场和市场，高强度灌输和打鸡血式励志并行，这些做法固然可以取得一时之效，让部分校长教师的腰包鼓起来，让部分学生冲进傲人的名校，但却剥夺了学生的选择和快乐，透支了学生的能量和后劲，阻碍了学生的人格完善和能力形成。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迅速到来的今天，以知识传授和掌握为亮点的中国基础教育到底能走多远，尚是一个未知数。至于将本科内容下放至中学，中学内容下放至小学，甚至将《红楼梦》《白鹿原》等作为中学生必读书目，这类做法也是需要反思的。2018年，教育部提出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就反映了全社会对以上弊端的不满及其改革期待。联界应该同情如今的中小学生，尽量做其“陪跑师”，而不做其增负者。    

中华楹联村——运城闻喜寺底村小学生对句

   1.谁来教？    
   与书法课不同，现阶段的对联课还未成为中小学必修课。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缺少合格的专业教师。对联课师资的缺乏，已成为对联教学质量提升的“瓶颈”。2014年，中国楹联学会授予233人为“全国优秀楹联教师”，其中部分人员并非在编教师，而是热爱对联、传播对联的其他行业从业者或退休人员。无论在哪类哪级学校，专职对联教师都属于凤毛麟角。由于诗联界的地位仍未被体制真正认可，高校可以引进小说家红柯（陕师大）、新诗诗人李小洛（首师大）等人作为有编制的教授和衣食无忧的“驻校诗人”，但至今没有听说有哪位对联界人才有如此待遇。在中小学，对联课一般都是语文老师在兼职教学；在大学，则由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书法学等专业课教师来担纲。不管教学者为谁，是专职的抑或兼职的，若想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对联教师，一要有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二要及时捕捉学术前沿信息，三要像其他写作课教师一样亲自“下水”，并努力达到中等作联水平。这里的第三点固然重要，但前两点也不能全然不顾。据澎湃新闻（3月20日）报道，当代诗人寓真的一首《送母回乡》被署名为李商隐，“入选了大量少年儿童诗词读本，甚至被冠以‘小学必背’进入各种音视频课程加以贩售”。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对联界的“王羲之联”“蒲松龄联”，它至今还躺在某些对联教材里。    

运城新绛西街实验小学的对联课堂

2.教什么？    
   从中小学到大学，对联教学都离不开笔者所概括的“三常规”，即对联欣赏（引导）、对联知识（传授）和对联技法（训练），只是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在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引导学生对汉字特性进行初步感知，对汉语对偶性思维进行初步锻炼。在本科生阶段，如果是必修课，则应该像书法学专业那样，组织学生进行系统的训练，即分镜头剧本式的对联教学和实践，最终使学生在创作上有所实验，在研究上有所获得。在研究生阶段，顾名思义，学生将以对联创作为辅、以对联学术为主，即将重点移至笔者所概括的“五研究”，即对联史和对联文献研究、对联作家作品研究、对联创作创新机制及各体对联研究、对联理论（美学）和批评研究、对联与书法民俗等其他艺术及学科关系研究等五部分上来。例如张载“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一联,你可以不对小学生提及出处，但如果是一名本科生或研究生在提问，那么教师就要做好准备，并将自己追根溯源的结果诚实地告诉对方，即它到底来自于《张载集》，抑或从二手资料里“复制”而来。再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甚至之前的《驯蒙骈句》，它们都有平水韵邻韵通押现象，对此，蒙书研究者和大学诗联课师生是否引起了注意？类似这种“启蒙”及其“导读”，会给诗联同好的读者带来哪些阅读后果？

潍城区芙蓉小学

潍州麓台学校

3.怎么教？
   
   首先，要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其知识结构和心理特征之不同。小学生是一张白纸，天真却懵懂；初中生有了主动求知欲，但也有了青春期各种反应；高中生逐渐懂事，但因为高考在即，所以非常忙碌。如果在中小学时期，学生们对于对联具备了学习兴趣和知识基础，到了大学，师生的负担无疑会有所减轻，此时的教师可以省去补课环节，全力以赴地带领学生“升级换代”。
   其次，要引导中小学生不仅爱美，还要求真向善；对于当下的大学生，更要有意识地培养其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200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作为处在这股亘古未有的热浪中的我们，不能只让学生呆在空调房里，背诵“天欲飞霜，塞上有鸿行已过；云将作雨，庭前多蚁阵先排”（《声律启蒙撮要》），还应该本着“以宇宙为教室；奉自然作宗师”的精神，告诉他们：以上这些美丽的对句以及“人似秋鸿来有信”（苏轼）、“将雨蚁争丘”（黄庭坚）等美丽的诗句所反映出的，是农业社会里的消息；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它们所代表的传统物候现象和生物现象，正在我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    第三，要激发并保护学生的灵性与天趣，反对拔苗助长，防止将中小学学生创作成人化、单一化。要允许各阶段的学生借鉴新诗和其他文艺形式，倡导他们接触和题咏新事物。笔者曾有意识地给大学生出一巧趣联上联：“分酒器，唯分酒，不唯汾酒”。结果，两个最佳对句所给出的均非另一新事物，而是走向禅悟化与抽象化：一个是“寺中僧，在寺中，亦在世中”，一个是“美梦乡，有美梦，没有迷梦”。面对这种传统性的作法，笔者既感欣喜，又不无失落感。    

山东东营英华园学校

4.教材建设    
   教材是师生之间的纽带，对联教材建设是对联教学的重要基础。如今，各地各校自编对联教材很多，有的是在编教师自己编写，有的是地方楹联学会协助编写。就中小学阶段而言，公开出版的有熊尚鸿《青少年学对联》（1995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学文《语文与对联》（2003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以及余德泉《余教授教对联》（2004年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等。其中的熊尚鸿本，比较贴近现有《语文》教材编写体例。在诸多仅供内部使用、没有公开出版的对联教材里，早期梁柱华《对课入门》等小册子自成体系，卓尔不群；后期有的尚能联系中小学实际，不乏编者的思考与教材的特色，有的则变成《联律通则》及其《导读》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增加和更换了一些联例罢了。
   
   一部合格的教材，首先要有明晰的自我定位。为谁而编？能否适应对方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教师组织教学？校本教材和全国性教材，其区别点何在？我们编写的是对联教材，而非诗词或书法教材，对于三者相互关联的部分，如平仄判定、对联书写等，又该作何处理？能否大幅度挪移诗词界或书法界的成果，其中的尺度和底线又在哪里？联界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思考和贡献？将对联教材取名《对联文学》或《对联文化》意在突出什么？“文学”“文化”二词，到底所指为何？教材又该如何体现这种所指？让学生背诵对韵，到底是使用平水韵好还是普通话新韵好？“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清代陈锷)与“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传朱元璋）两联，前者太老成，后者太俚俗，将此类“名作”写进中小学教材，真的妥当吗？    

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的对联课堂

   第二，教材与个人专著、论文不同，它要体现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和共同认识。对联学是一门建设中的学科，有不少观点和文献有待论证和证实。在编写对联教材尤其是中小学对联教材时，尽量不将尚不成熟的见解、未得到公认的材料，直接纳入其中。在入编编者自己的联作和一般化的联墨时，即使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要在数量上有所控制。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主要是为了保证教材的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编者完全有条件放眼全国，追踪前沿，寻觅到经过积淀的意见、被证实的素材以及更合适的联作联墨。这需要眼力，但更需要态度。只要编者态度诚恳，素养合格，这第二点要求，即在体现学术界已有成果和共同认识方面，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笔者如此饶舌，并非认为对联教材一成不变，不能有其新颖性、独特性。一部新颖而独特的教材，与一篇同样性质的论文一样，永远都会受到使用者的欢迎和同行的敬重。这里只是强调，相对于论文、著作等更为个人化的成果，教材的基础性、服务性功能更为突出。也因此，作为编者，我们应举轻若重，有狮子搏兔的精神，不要因为自己的匆忙和粗疏，给受教者埋下发育不良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