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是魏晋名士，主要生活于曹魏时期。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而侄子阮咸则与他同列“竹林七贤”，并称“大小阮”。阮籍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且长得容貌魁伟，一表人材，生性不羁，追求真我，但也懂得适时隐忍，喜怒不形于色，所以他在那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得以幸存下来。阮籍做事惯于全身心投入，看书也好，游山玩水也罢，总能沉醉其中，自得其乐，尤喜庄老之学，弹琴长啸，喝酒作诗，无所不能。

他本来也是胸怀大志，怎奈魏晋之际，政局多变，为求自保，不得不酒隐人间。论喝酒，他倒真喝出了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权臣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曾想纳阮籍之女为儿媳妇，结果他连醉六十天，让来人根本说不上话，最后只能不了了之。钟会也三番五次问他对时事的看法，本想因言以治罪，阮籍同样借醉得免。听说步兵厨营人酿得一手好酒，且藏酒甚丰，阮籍主动谋职步兵校尉，天天酩酊大醉。更夸张的是，生性至孝的他，母亲去世时，正与人下棋，他坚持要与对弈者下完，然后一口气喝了二斗酒，一声哀号，吐出几升老血。及至下葬之际，又喝了二斗酒，又是摧肝捣肺的一声哀号，又吐了几升老血，把自己搞得哀毁骨立，直教闻者伤心，见者垂泪。想来喝酒也是需要天赋的，阮籍体内的解酒酶一定很发达，否则，这么个喝法，早把自己给喝死了。

虽然不拘礼教，放浪形骸，但阮籍心思其实十分缜密，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清醒得很，所以平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让人抓不住他的把柄。他也先后担任过尚书郎、参军、关内侯、散骑常侍、东平相，乃至大将军从事中郎之类的官，但无论是他勉强应召、被迫出仕也好，刻意酗酒、称病辞职也罢，都无非是为了避开权力的风暴眼，不违本心，远祸全身。他内心很憋屈，充满矛盾、痛苦与悲愤，只能通过喝酒、弹琴、作诗、长啸等方式来解压释怀。他蔑视礼法，对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而对雅如嵇康者，则见以青眼，这何尝不是对道貌岸然的统治阶层的有力讽刺？一句“礼岂为我设邪”可谓看透了当时礼教的虚伪本质。他的种种看似荒唐之举，比如独自驾车，信马由缰，途穷之际，痛哭而返；或者醉卧当垆卖酒的邻家少妇身边，彼此不嫌；又或放声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实也正是他“外坦荡而内淳至”的赤子本色之体现。

《首阳山赋》是阮籍的一篇辞赋佳作，据赋前小序交代，赋文创作于正元元年（254年），当时他正担任大将军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这一年堪称多事之秋，先是中书令李丰联合几位官员试图发动政变，废除司马师而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可惜事败，数人皆被司马师诛杀并夷三族。继而张皇后被废，皇帝曹芳也被废为齐王，高贵乡公曹髦被立为傀儡皇帝，改年号嘉平为正元，司马氏大权独揽，而曹氏政权已风雨飘摇，接近尾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阮籍写下了此赋。至于首阳山到底在哪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甘肃说、陕西说、河北说、山东说、河南说、山西说等等，似皆各有所据。有学者结合史实及汉魏以来众多名士所作的首阳山诗文，根据里面描述的首阳山地理环境与方位综合考量，认为河南偃师的首阳山才是真正的伯夷、叔齐饿死之地。毫无疑问，阮籍赋中所说的首阳山，也是指此，彼时，他正在洛阳的大将军府任职，能够于南墙下北望的，舍此无他。

赋文开篇写道：“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瀸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鶗鴂号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

在岁末某月上旬一个风雨飘摇的傍晚，蟋蟀鸣叫，杜鹃哀啼，凛冬将至，众芳摇落。寥寥数句，可谓因境起心，情景交融。这也是对当时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射。作者身披系带断绝的蓑衣出门，一边遐想一边叹息，想要将自己的衣冠整顿一下吧，却遭到众人的嘲笑，这让他内心又平添了几分举世无俦的孤寂。身怀高洁的他终究还是羞与众人为伍，选择了遗世独立的姿态。他抬头远眺首阳山，看到了虽然茂盛却东倒西歪的树丛，这不正是凡夫俗子的丑行媚态么？“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首阳山的景色在作者眼中一点都不美好，崎岖不平，土石裸露，因为没有嘉木，凤凰飞过也不会选择栖息，只有成群的枭鸟聚集，足见生存环境的恶劣，这不正是作者身处的那个社会时代的真实写照吗？

接下来，作者对伯夷、叔齐的评论也是大胆而一针见血的。“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凤凰高飞后，只剩伯夷、叔齐二人穷途末路来投奔，想想你二人本是商臣，为了避纣才来投奔西伯，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又要阻止武王伐纣，阻止不成，竟不食周粟，采薇而饿死，这仁义的观念何以如此矛盾？“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你们不顾死活，一味追求后世清誉，贱生而贵名，从道家的角度而言，何尝不是“烈士殉名”的功利之举呢？看看古贤对你们的赞美，真那么值得羡慕吗？如果说道之所往在于清虚静默，不求闻达，那又何必作歌以自显其贤呢？与其激愤发声，倒不如致虚守静的好。赋文末句不止是对夷齐二人的品评，也是作者以此自勉啊！

伯夷、叔齐确如孔子所言，不念旧恶，但它真的可取吗？值得商榷。好比同样是报怨，世人多认为一定要以德报怨，或者以直报怨，抑或以怨报怨，其实都失之以偏，其实采取什么样的报怨方式，是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的。对那些后果轻微的无心之过，不妨大肚包容，而对那种蓄意而为的犯罪行为，则必须严惩，过多的宽容就是在纵容，对恶人的仁慈，就是对善良的残忍。道德仁义是一种自律，适用于志行高尚的人，当一个人无法做到自律时，空谈道德仁义已没有任何作用，那就只能通过强制性的他律来进行约束。微子、箕子和比干，这殷末三仁的下场不就可以说明问题么？笔者曾作诗云：“箕子佯狂微子隐，三贤异路不违仁。只怜德义多愚弱，无碍昏君尽害臣。”夷齐固然有其高风亮节之处，比如谦让王位，但不食周粟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既然已是周朝的天下，粟固然是周粟，首阳山上的一草一木不也都属于周吗？土是周土，木是周木，水是周水，薇也是周薇，连空气都是周的，若按此洁癖，何必再采薇而食，直接消失得了。其实二人要做的，只是不仕周朝，不食俸禄即可。对此，笔者亦曾有诗咏及二人云：“常棣相谦确是贤，惜君迂腐实堪怜。果言害义餐周粟，何必采薇共戴天？”

至于夷齐二人反对的以暴易暴，同样要辩证看待。纵观历史，从黄帝时代就早已经开启了武力争夺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局面。后世炎黄子孙大都“子承父业”，沿袭了暴力夺权的思维惯性和建国模式。即便所谓的“禅让制”，充其量也只是带有世袭色彩的“内禅”。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也就是说，帝位传来传去，也无非是在黄帝的同姓血族之中流转，子贤则传子，子不贤则于同族之中择其最贤明者立之。至于尧舜禅让，不仅孟、荀、韩非等多有质疑，梁启超更是撰有《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在他看来，自黄帝至大禹，是“豪族帝政”时期，等到大禹凭借治水大功而震慑天下，君权已趋雄强，“禹传子，家天下”的君主世袭制格局自然顺势拉开了帷幕。一如笔者从前诗云：“尧传虞舜舜传禹，舜让丹朱禹让均。世袭诚无萌蘖者，如何两帝力辞身？”至于三代以下，朝代更迭，更是罕有不通过武力或者以暴力为基础相要挟来进行夺权的。归根结底，后天人性多欲，本兼善恶，世俗社会，纯粹道德不足以治世，自律与他律，相辅相成，黄老之学所主张的“刑德并用”，或许才是最对治于大众人性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