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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学构建，须从联史及文献着眼；而联史研究，当从联家入手。
这是二〇一〇年前后，我矢志楹联研究时，认为一条必要而可行的道路。当时我即先本着就近原则，从整理研究陇上楹联文献及联家入手，并在实践中理清一条经验，即研究一位联家，决不能孤立的“就联论联”。
当时发现，不少所谓研究文章都停留于简单的联语赏析，最多诠释其意境及所引用之典故，而对于创作背景，作者当时所处环境、心境等，乃至这些对作品及风格的影响，涉足无多，对与之关联的人际交往、社会变迁、楹联流传等，大多因资料短缺而视野有限，笔触更未曾谈起。进而我以为，研究一位联家，除了解其基本事略、关注其联语外，还应建立其相关的“联家四库”，并日积月累，不断丰富其“库存”。
老照片·近代楹联习俗
01、作品库
第一库即“作品库”。建立其作品之档案，不仅限于联作，还包括其所存世各类作品，都应加以关注。
一是联作。研究联家，自然从联语入手，然联语只零星所获，终一知半解；故看到有的研究文章，来来回回列举的就那几副，是所得无多也。有联集传世的自不必说，没有联集的，或是联集不易得的，研究者多不愿搜集，甚至是网上搜来，不细考版本、讹误，拾人牙慧，难免以讹传讹。清陇上联家吴镇，饮誉诗坛，其联作有数副见《楹联丛话》，梁章钜称：“吴信辰工为楹联，杨蓉裳芳灿为选刻《松厓对联》一编，不乏清词丽句，所欠者超脱耳。”笔者为此搜寻《松厓对联》数年，各大馆藏十几个版本的《松花庵全集》及松厓著作均未收录，一度以为失传，后终有缘得以窥见，乃知松厓联作之全貌，其研究自有的放矢。
吴镇《松厓对联》书影
二是诗文。凡能联者，基本皆能诗文，而联语往往附于诗文集后，有时题联同时，也题有诗文，联文与诗文相互关照、互补阙如。如左宗棠督甘时，为节署后园碧血碑题联“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解读此联，则非要一读文襄诗文集中《烈妃庙记》，否则又何以得知左氏对此还有“远望贺兰，俯瞰大河，山不陂、河不凐奚，此阡而独圮乎”的感慨。
三是其他日记、札记，乃至译著、公牍等。从中可得其遗漏之作，亦可观其事迹性格。1938年初，顾颉刚在甘肃临洮一带考察，仰慕者众多，他在日记中写道“终日为人写屏联，一日近百件……临洮市上宣纸其将为予涂尽”，后又屡见其题联、赠联，乃至某日还“梦中得联”；这期间，他为临洮黄国华《集联三百首》所作序言，不仅谈到他对楹联起源及发展的独到见解，亦说起家乡联家俞樾、顾文彬、吴昌硕、罗振玉等及家人喜好楹联对他的影响，他无疑已将楹联看作家学，并自称“自谓深识此中滋味矣”。得见这些资料，其于联语之偏好，自可见一斑，“联家顾颉刚”的形象自然更加饱满。
顾颉刚为黄国华《集联三百首》题签并作序
02、年谱库
第二库即“年谱库”。建立其事迹之档案，有利于一窥作者生涯之变迁、性格之养成，进而理解其作品及风格。
对于已有人编纂的年谱，包括身前之自述、谱牒、回忆录等，身后之哀挽录、追思录等，均须一阅，检其扼要，自己编一个“年谱简编”，尤其是有关其重点联作的事迹，逐条标注，可为以后研究的基础资料。
对于尚无年谱的联家，我历来主张，一旦将其确定为研究对象后，无精力编纂“长编”，依然要自制一“简编”，如此，再回过头来研究其作品，原有些一知半解或不解其意的地方，往往了解其生平后则豁然开朗，至于人物之个性养成，亦关乎其文辞风格也。
2012年我始关注近代陇右楹联名家黄文中，当时结合手头资料，编了一年谱简编，并以其存世联语，编为《黄文中西湖楹帖集新编》；此后，所得资料渐多，又相继再此基础上写成《黄文中楹联的艺术特质》等文发表，引起联坛对这位陇右才子的关注；后来，写文章介绍习近平引用黄文中联语，并与其后裔取得联系，获得一些新资料；后来，又意外发现教材误编黄文中楹联，并促成教育部予以更正。在这一系列关注中，萌生以楹联为序，为其编纂一部年谱的想法，于是有了庚子春付梓的《黄文中楹联纪年》，从最初“年谱简编”数千字，逐步完成到“楹联纪年”这个全新体裁已15万5千多字。期间，搜罗资料千余种，直接引用的200余种，同时，加之联家亲属、学生亲历者讲述和田野调查，使此书更为完善，以求考其史实，存其全貌，以为后来研究能有所裨益，这样我所花费的许多功夫也即没有白费。
王家安收藏的“西湖天下景”联老照片
03、手迹库
第三库即“手迹库”。因旧时教育影响，大凡能诗文者，大抵能书，尤其晚清民国以来，存世手迹颇㚌，这些手迹又不仅限于联墨，包括各类题迹及笔记、信札、题签，还有往往同楹联相关的题匾、刻石等，可补“正史”之阙如，不可不查。
一是资料的补充与佐证。墨迹中可见到许多未见刊录的作品即细节。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历来多注为“鲁迅赠瞿秋白联”，然考其书法原件，乃得见联语题有上款“录何瓦琴句”，鲁迅自己写得很清楚，作者是清人何瓦琴，倘不见手迹，鲁迅先生则一直要背着“拿来主义”的罪名。
鲁迅赠瞿秋白联乃是集自“何瓦琴”
二是印证事迹。一些手迹，因其随意性、生活性，往往记载着正规文章中不易得见的资料，却成为考证联家事迹的重要史料。如笔者收藏一帧清人信札，虽未署名，但信中提及“粤西梁芷邻中丞来函云，公余辑得联话一书……独尚缺山右……阁下节访平郡，各邑一切佳联录寄，以便邮达。”梁芷邻即梁章钜（因作“茝邻”）。信中可见，乃是受梁章钜之托，梁之友人再委托友人为其搜罗联语，其所辑“联话一书”，自然是《楹联丛话》系列，这与梁章钜所言为编纂此书“博访遐搜……邮筒遍于四方”之说便相互印证。
三是存风范。方寸手札，往往兴之所至，见性情，如见其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代楹联名家马萧萧给友人李超写下一信，信中提及自己日前题赠楹联，回家思索后发现其中一字违律，遂写信更正，又重写一副随信寄去。马老能为自己的一点失误主动认错，着实令那些当今错字满篇的“名流们”汗颜。这封不到一页纸的信札，却是其大家风范的鲜活体现。近年来，笔者陆续收藏了上百桢当代联坛名家流散各处的手札，其中多数先生已经作古，即是为当代联坛留一点“温存”。
联坛逝去的几位前辈
左起：吴恒泰、安维翰、马萧萧、冯萌献、张过
04、影像库
第四库即“影像库”。主要系图像和录像。我将其称为“新文献”之一种，历来谈文献，仅限于纸质，甚至囿于书稿、报刊、墨迹三类，对于其他文献载体关注不多，而近代系楹联之繁盛期，恰我国摄影技术引用期，必然有大量有关联家形象、居家、事迹乃至楹联之刻挂、流传的旧时影像存世，这些资料对于联家，尤其是楹联风俗研究也至关重要。
笔者早在2013年、2014年就曾陆续发表《联墨整理和“集成系统”建立势在必行》《楹联墨迹文献亟需建档建库》等文章呼吁从联墨入手，建立楹联研究“电子档案”，并在尚未得到广泛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年自己一直在努力收集各类晚清以来的楹联图片资料，相继建成“近代重点联家肖像及联墨”“近代名胜楹联”和“近代楹联风俗”三个专库，收录各类图片文献数以千计，这些资料，为我后续研究助力颇多。
一是图像资料。主要是照片，再包括一些画像、图画等。首先可以通过一些历史旧照，知其旧迹及演变。如笔者在研究陇右联家黄文中时，为了解其代表作“西湖天下景”一联自1934年悬挂以来的演变更迭，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收集有关民国以来至1990年代这座亭子的老照片数十张，细加对比，整理出其悬挂70余年来经历的七次更换历程，并记叙其不同时期的形制，对此联之研究则更深一步。
民国“西湖天下景”联旧照
其次，是通过旧照证差缪。尽管有的楹联诞生不过百年，但近代战乱及政治运动频迭，一些联语的记载就不甚准确。如黄文中曾题西湖紫云洞有联：“洞有紫云，当盛暑清凉，宛似慈航普度；佛留胜迹，与群贤觞咏，居然香火因缘。”存世见他一部亲笔手抄件，下联写作“香花”，如此则格律不妥；后见民国悬挂旧照，乃知作者题写时确是“香火”，此抄件因是抄写时笔误。倘无此旧照佐证，又是作者亲笔抄写，此联大抵便会以“香花”误传下去。
再者，一些旧照片还是楹联民俗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记载。在笔者所收藏的一些老照片中，便可见到晚清、民国时贴在宫门、宅院、厨房等处不同样式的春联，一些字体各异的趣味联，还有居家百姓的婚联，各界名流灵堂里的挽联，这些场景，都比文字描述真切得多。例如不少文章都说到，孙中山逝世后各界挽联甚多，有的说有数十万之众，这样的描写也只是一个概念；后来笔者见到当时西方记者拍摄的众多中山灵堂照片，才见到室外空地上搭起了一排排并列的架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挽联像是乡间“挂面”一般排开，才知什么是前人描述的“挽联如海”之景象。
孙中山灵堂外“挽联如海”的景象
二是录像资料。此类资料，“文革”前十分稀见，但也不是没有。重点是当代以来，摄像技术普及，尤其现今手机摄像功能完备的情况下，拍摄珍贵的楹联资料便触手可及。或许有人觉得我们今天拍摄的资料能有何价值？熟不知历史不能重演，数年乃至更久以后，一段小视频或许就成为日后重要的研究资料。笔者曾有一个真实经历，2015年7月12日，笔者陪同甘肃省楹联学会原会长薛渊，去年届九旬的创会老会长安维翰先生家中探望，聊天中，安老为我们讲起陈年往事，我灵机一动，拿起手机拍摄了一段他讲解的视频；熟料4个月后安老即与世长辞；后来在安老的追思会上，我播放了那段视频，在场之人无不潸然泪下，她的小女儿对我说，之前家人都没注意拍摄留存，“这或许是父亲在世的唯一视频了。”
王家安新著《黄文中楹联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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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健全这“四库”，便能为一位联家“建档”，以后开展相关研究，于人于己都方便许多。而若能为一个地区若干位代表性联家都这样逐一“建库”，则一部地方楹联发展史、一部地方楹联汇集、一套地方楹联风俗资料，等等，均日臻备矣。我也常梦想着，全国各地的楹联研究者都行动起来，从各自熟知的领域为地方楹联名家建库，如此众人开河，汇集成海，再与同道共享，楹联理论研究将迎来愈加明媚之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