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有机会来长沙参加首届湖湘楹联大会，非常高兴。对于湖湘大地，向来就有仰慕、向往之情。一则，湖南自古以来素有“秋风万里芙蓉国”、“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誉；二则，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留有“秋收起义”“毛泽东故居”等诸多红色记忆与标识；再则，一提及湖南，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菁菁。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以及“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些优美的诗文之句，令人陶醉于湖湘大地。所以，此次来湖南，心里还是有些期待。
大会组委会安排我跟大家进行一次学术交流，主题是“湖湘楹联文化的成就、地位和前景”。与我而言，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学习”，趁机梳理一下湖湘楹联文化的发展脉络，丰富自己的智库。我想，湖湘楹联文化，其实是湖湘文化与对联文化的交汇点，对联文化因与湖湘文化的融合而更加朴厚雄浑，声震山川；湖湘文化因与对联文化的融合而愈加逸趣雅致，绚丽多彩。
（一）
明清以来，近六百年间所呈现的湖湘楹联文化现象，在湖湘文化中占据重要一席，在中国楹联史上更是光彩夺目、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与作用。就“湖湘对联文化”概念而言，“湖湘”，是地理境域概念；“对联”，是文学门类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汇聚与融合，构成了“湖湘对联文化”的崭新概念与特色。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湖湘”这一地域深厚的文化积淀、淳厚的文化内涵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传统）；没有“对联”这一门类严实的艺术律格、精实的艺术技巧、朴实的艺术风貌，就没有“湖湘对联文化”这一命题与现象的形成、演绎、延续与繁荣。酌古沿今，群峰绵亘，无论是楹联理论研究，或是楹联创作实践，涌现出一批具有历史或时代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成为湖湘楹联文化现象的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最为突出的，例如：
茶陵人李东阳，明朝内阁首辅大臣，8岁即以“神童”之誉入顺天府学读书，天顺六年（1462）即15岁时中举，官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其“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清人所辑《怀麓堂集》论评其为“高才绝识，独步一时也，而充之以学问，故其诗文深厚浑雄，不少屈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久，其诗文典雅工丽，亦为茶陵诗派之核心人物，其荐扬之文学理念，一是主张学古，反对模仿；二是言由心生，诗文真情；三是知言养气，文主于气。在楹联文学艺术方面，李东阳以“巧对明天子”而闻名于世，其中，“神童脚短；天子门高”，则以对联而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典故之先河。他题写的孔府大门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更是脍炙人口的名联。
邵阳人车万育，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至户部掌印。其性行刚直、纯笃，声震天下，学问赅博，所著之《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更是我国楹联史上的绝唱。《声律启蒙》从单字对、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按韵分编，内容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在国人必读之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你看，“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虚实应对，琅琅上口，其声韵响彻广袤的华夏大地，历经几个世纪而不衰。
安化人陶澍，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及第，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地布政使、巡抚，道光十年（1830）官及两江总督。陶澍在其任内督办海运，革新盐政，抗灾救灾，兴修水利，除恶安民，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颇有政绩与贡献。他一生横跨清王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人，也正处于我国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古代史进入近代史的前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陶澍以虚怀若谷、坚毅向上的精神，承上启下，锐意开拓，主张“经世致用”、培育人才、爱国济民的理念，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就了包括林则徐、魏源、贺长龄、李星沅、邓廷桢、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在内的一代中国近代史的英杰，诚如我国历史学家萧一山曾云：“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与此同时，陶澍一生著文、吟诗、赋联，且擅长书画，造诣不凡，为后代留下不少具有艺术性绝佳的作品，成为湖湘对联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先驱者。
双峰人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其《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为世人所崇，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修身律己。曾国藩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创立晚清古文之“湘乡派”，讲求声调铿锵，深宏骏迈，以包蕴不尽为能事，运以汉赋气象，拓以雄奇意境。其每日笔耕不辍，甚至一度将给友人写挽联作为练笔手段，遂日渐炉火纯青，《曾文正公全集》中收有挽联77副。近代古文家、诗人吴恭亨曾赞曰：“曾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可谓近代楹联创作之高峰。
道县人何绍基，晚清诗人、书法家，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及至四川学政，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何绍基诗联与书法双绝，乃晚清宋诗派之翘楚，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大势、遐景，其吟诗作对之造诣可见一斑。而其书法成就更是不同凡响，誉为清代第一，草、楷各体书熔铸古人，笔意含蕴，自成一家。其联墨作品不愧为中国楹联史与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可谓联墨双馨之典范者。
慈利人吴恭亨，近代古文家、诗人，能诗文、工联语，一生致力于搜集楹联，孜孜不倦，其所著《对联话》，收录、保存了道光年间至民国初年不少名人的联作，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大部分联作特别是名人名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点评，虽片言只语，但却迸发出耀眼的理论火花，是继梁章钜《楹联丛话》之后，我国楹联史乃至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具有理论价值的联话著作。吴恭亨关于“洗尽庸常”、“摆脱陈言”、提倡创新；强调“言佳处在切题靠题”；进荐写景“如摄影之器”、“亦栩栩欲活”、“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原则；崇尚自然，“情文并茂”、“情文相生”、“不露一丝斧凿痕迹”等一系列主张，成为楹联理论探索的重要基石之一，至今被信奉为对联创作及其作品的优劣标准。
（二）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我国对联文化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昶题写桃符偶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公元965年，到明代中期（1500年），可视为对联文体以民俗偶句为主要形式的长期孕育阶段；二是，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叶，可视为对联文体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的阶段；三是，从进入晚清（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可称为对联文体趋于成熟、对联文化呈现出井喷式爆发状态的鼎盛时期。
其间，近代对联名家辈出，呈现出对联作者按地域集群的现象，尤其是以湘军将领和幕僚为代表的“湖湘对联群体”，首当其冲，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并与苏南、浙北、安徽、江西部分地区的“江南对联群体”，以及侯官、闽县藉的“福州对联群体”等一道，相得益彰，推波助澜，引领潮流。
纵观对联文化发展史，毋庸置疑，李东阳、车万育、陶澍等人，可以说是近代湖湘对联文化现象的播种者、开启者，正是秉承他们的衣钵，以“晚清三杰”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为代表的湖湘对联群体，包括魏源、郭嵩焘、何绍基、刘坤一、李寿蓉、王闿运、吴獬等主要对联名家，在我国近代史的初始阶段，就把对联创作推上了对联史的巅峰；民国以降，易顺鼎、吴恭亨、谭嗣同、黄兴、杨度、熊希龄、李澄宇等诸多对联名家，则继往开来，保持着“连峰去天”之势。
（三）
及至当代，“湖湘对联文化”一脉相传，袭以成俗，依然是名家辈出，从者如云，在我的记忆、印象中，就有活跃于联坛的一批高人韵士，有的虽无缘谋面，其名却如雷贯耳，除汪涛、魏寅、熊尚鸿、李曲江、唐意诚等老一辈楹联艺术家外，在本次大会上湖南楹联家协会所授予的“湖南对联文化传承人”荣誉称号的240余位楹联艺术家，以及所表彰的“彭玉麟楹联创作奖”“车万育楹联教育奖”“何绍基楹联书法奖”“吴恭亨楹联理论奖”“谭嗣同楹联青年奖”等的获得者与提名者，包括近年来活跃于楹联文化前沿的、名号“湖湘楹联七子”的石印文、刘松山、邹宗德、周永红、鲁晓川、傅小松、楚石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对联创作或对联理论研究（尤其是对联格律研究、对联发展史、历代联家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
谈及当代湖湘对联文化，尤须推崇的就是余德泉教授。余教授从事对联理论研究、对联创作、对联教育及对联书法40余年，其间，第一个将对联纳入高等教育教学、第一个在高校设立对联研究所、第一个招收对联学研究生，为推动我国对联文化传承、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荣膺中国楹联学会首届“梁章钜奖”及首届“中国楹联文化奖”理论奖。余德泉教授的《对联纵横谈》、《对联格律·对联谱》、《对联通》，以及《中华对联通论》等30余部对联著作的相继出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成为我国楹联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构建者之一。尤其是余德泉教授在对联声律理论研究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所提出的关于“马蹄韵”声律体系，独树一帜，在全国联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马蹄韵”这一长联句脚平仄两两交替的声律技巧与规则，至今在对联声律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与（由清代湖南慈利人朱先敏提出的）“朱氏规则”及（在明代开始流传的）“一平一仄”的格式一道，成为当代对联创作实践的主流。余德泉教授擅长行书、隶书与章草等多种书体，尤以章草为著，其精湛的联艺、书艺溶为一体，相得益彰。为进一步搭建国学研究之交流平台，余德泉教授还创立“德泉国学书院”，组建学术团队近百人。“湖湘楹联七子”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成为湖湘对联文化现象中崛起的一个文化品牌，代表着湖湘对联文化发展的未来，而且在全国亦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示范意义。
及此，我们就“湖湘对联文化”这一命题，沿着历史的脉络所简要阐述的一切，已经充分说明了“湖湘对联文化”在我国对联文化发展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湖湘对联文化”现象，也是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与湖湘之人文环境及传统、与湖湘之社会心理及性格，息息攸关，同命运、共昌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