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乃河西旧郡，丝路名垣，自古多元往来，人文昌盛。尤其是享誉海内的边塞诗文，其出于张掖者，不乏津梁，就像那《甘州令》的词牌，每每教人沉醉。
边塞诗歌肇启于汉，显赫于唐，而至于唐时，律诗方成气候，受四声属对影响，楹联这种对仗文学方才处于萌芽时期。故而遗憾，在途径张掖的那一串串盛唐驼铃声中，有七言、五言的欢唱，有词牌、曲牌的高吟，却少了两行文字的烘托渲染。唐宋以降，盛况落幕，特别是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南移，令昔日的丝绸古道，鲜有了那夹道而来的千叠万唱。留在这里的诗文少了，尤其是名家力作少了，包括此时日渐起步的楹联文学，亦是罕有佳作传世。故而陶琦君浸淫甘州史志文献数载，多方苦苦搜寻，也难觅元明，乃至清早期联作之二三。这是历史的遗憾。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任一文体都有其萌生与发展的背景土壤，谁都无法左右。我们倒不如换个角度，翻开这部《张掖对联》，反而会庆幸，得益于陶琦君的不懈努力，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张掖这个丝路重镇，与楹联这个国粹艺术的美好交集，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属于张掖的楹联艺术园地。尽管上面的林木算不得十分茂密，但一副副传世佳作亦如一棵棵挺拔俊秀的嘉木，让我们至今得以窥知张掖数百年来，楹联文化之风貌。
在这片园地，我们不妨撷取几株奇异的花木来一一品赏，也藉此来梳理张掖楹联文化的大致特色。
一方面是楹联历史积淀深厚，而题署楹联最为“花木繁密”。楹联有胜迹、堂署、场所、时令、题赠、戏谑、技巧及婚丧寿喜等诸多分类，大抵题写或刻挂于某场所或建筑、区域的楹联，均可列为“题署”一类。或许是因为张掖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境况，其境内“甘泉观鱼”“祁连积雪”“黑河夏涨”“南湖春晓”“马蹄灵湫”“古塔疏钟”……处处都为两行楹联的特长发挥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传世佳作中，题署类最多。如大佛寺、马蹄寺、提署花园等，都不乏名家精品。诸君可慢慢品赏，再不赘述。而我也仔细留意有关史料文献，关于同日常俗事相干的春联、挽联、寿联、婚联等，则鲜有传世佳作。只是在前人诗稿中见到一句“言书吉字春宜帖，门换桃新洗旧符”（《新修高台县志》），可知新春贴换桃符（春联）的习俗在这里早已盛行，但不知何因，却少有作品被整理传递下来。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今后可供继续开掘的资源。
另一方面是外来之作“锦上添花”，本土士人承传有序。作为边塞锁钥，张掖人才往来一度也很频繁。楹联文学兴起于明代中后期，兴于清，盛极于清中晚期，此时，西北相对闭塞，江南文风则相对鼎盛。一些仕宦文人通过履职、宦游等各种缘由来到张掖，以楹联为注脚，为推动这一丝路古邑的创作繁盛，贡献了一臂之力。这一时间段，游历于张掖的外省名士如李渔、林则徐、蔡金台、廖树蘅、潘龄皋、查之屏、陈澍、张坦议、于右任等，以及本省名士慕寿祺、巨国桂、黄文中、裴建准等，都曾有所作用。
例如被列入中国古代联家“第一梯队”的李渔李笠翁，这位清代江南文士的代表之一，也与张掖有着一段不可不提的邂逅。
清康熙年间，《红楼梦》原型人物之一的靖逆侯张勇，曾在张掖任甘肃提督。当时朝中王公贵族，流行请名士为自己设计园邸。《鸿雪因缘记》曰：“当国初鼎盛时，王侯邸第连云，意侈缔造，争延笠翁为座上客，以叠石名于时。”张勇也不例外，他不惜代价，请李渔千里迢迢来到张掖，为其修建“一园”。此园亦名“甘园”，花泉叠石，经李笠翁巧手经营，为河西园林一时翘楚。只是资料有限，未见当时所题之联。近代张掖名士袁定邦在《张掖名胜古迹纪要》中写道，“一园为提署之园，新中国成立前改称甘园”。而在李渔若干年后，湘人周达武、李寿芝仿照李渔所建“一园”，又在一旁修建“又一园”，“园广约十余亩，景色清幽，风光宜人”“阁中多名人墨迹”，园外有一联：“问何人载酒而来，好山好水尽共咏啸；助此地读书之乐，一花一草皆是文章”。园中还有“坐风亭”，亦有联曰：“在旁有桥，一水潆洄新雨后；其形如笠，四围空翠夕阳中”。我们可以通过“又一园”想见“一园”，风景应当如斯。熟知张掖的人都知道，张掖湿地遍布，有“一城山色半城苇”的说法。这恰为廊亭修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故而张掖诸多名胜联中，围绕湿地湖草着笔的联语，最委婉动人，难怪于右任会说“转到甘州开口笑，错认江南”。
在这片水域，我们还可以找到“肖虹亭”的印迹，这也是提督署花园的一部分，或许某处阶石正是当初笠翁遗物。清人廖树蘅为“肖虹亭”题有三联，历来引用频繁。一是“居延在北，祁连在南，四郡襟喉归揽结；旅宿非舟，陆居非屋，三山楼阁浸虚光。”二是“树摇苍空，云气暗遮楼阁；园据绿水，月明如坐潇湘。”三是“雄剑倚层云，貔貅夜啸天山月；大旗招落日，鼓角霜严敕勒秋。”这些联文，上承边塞诗词的风脉，极尽丝路豪情，亦不失张掖这一“丝路明珠”有类于江南的风情。联中“潇湘”二字是写实。作者廖树蘅，字荪畡，湖南宁乡人，人称“珠泉先生”，曾在清末追随湘军提督周达武来甘，后来回到故里教书并办实业，还曾做过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私塾先生。
从李渔，到周达武、李寿芝，再到廖树蘅，一片水域，就衍生出不少动人的楹联故事。这些故事同张掖的人文地理融为一体，共同成为张掖楹联文化传承至今的“文化基因”。同时，得益于古城张掖千年而来的文化熏染，又加之受到这些外来优秀文化“因子”的渗透、互动，乃至冲击与交融，张掖本土也成长了一批在诗联创作领域颇有建树的名家。从有清以来的曹清、赵致中、白册侯、袁定邦等，到今天陶琪、王洪德、何茂活、王跃农等，他们的“联脉”，也是一脉相承的。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如今，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张掖的臂膀早已不止于通达西域。我们也庆幸，陶琦先生这部立足张掖楹联文化的新著，能作为新时期张掖文化繁荣与发展的一臂之力，让古老的楹联艺术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忽然想改写唐人陈子昂写给张掖的一句诗，那不正是“边地有芳树，莺声又听新”吗？
戊戌立夏于皋兰山下好联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