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常江文集》卷九是先生30年前出版的专著《中国对联谭概》，这次收入文集单独成卷，并未作修订，先生是“为了保持原貌”，让我们能真实看到，他三四十年前在对联这条路上的足迹。
《中国对联谭概》是一个系统的研究著作，为了保证其完整性，我们在刊发此文时，不予选登其中内容，仅选了先生的《自序》《后记》和《再后记》，多少能对先生的联路历程有些了解和体会。
其实，对于对联理论的命题和研究，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太大的改变，但会随着不断的深入和体悟，会发现更多、更大、更新的精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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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联坛（自序）
对联句式自由，长短不拘，词语精练，寓意深长，对仗工稳，音韵和谐，文采激扬，趣理盎然，是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祖国民族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自有对联以来，它就与我国人民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并与书法、建筑、民俗相结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适应性达到惊人的程度：可以书之宅门，也可以悬之厅堂；可以使古迹生辉，也可以使山水增色；可以做立身之格言，也可以做讽刺之利器；可以出自口传，两相吟答，也可以诉诸笔墨，投赠征对；可以是文人骚客的益智游戏，更可以成为普通百姓的民间文艺活动形式，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特别是春联，更是和千家万户、百业千行密切相关。
自诗经、楚辞伊始，到古诗、乐府、律诗，及至词曲、对联，是完整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但唯有对联，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被看作雕虫小技，而不容登之大雅；或者被视为诗词附庸，而不屑为之立论。总之，被人为地“忽略”了。研究诗词曲者，可以为“学”，也可以称“家”，对联何独不能如此呢？ 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一书中，为对联进行了强烈的有说服力的辩护。文字虽长，却说得极为中肯：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各种通俗文学如话本、小说、戏文、杂剧、皮簧戏、地方戏、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相声、民歌、俗曲，甚至短到一句话的谣谚和谜语，都被写进文学史或通俗文学史里去了，其他文学作品如骈文早有专史，连八股文也多被讨论到。至于祭文、铭、诔，在传统观点里本来就占有文学地位。只有对联，过去虽有选辑的专书，却很少为现代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所注意，只有一二讨论骈文的专著，偶然附带提到，也没有好好加以文学批评。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或偏见。若单就普通与通俗一点来说，对联实在超过上面所列举的绝大部分文体。它的作者和观众的范围之广，也不是许多文体所能比。它对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情绪和审美观点的影响，也不在许多其他文学作品之下。若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我以为对联不但不能是“骈俪文中附庸之附庸”，倒应该算作民间文学主体之一，而且在庙堂文学、士大夫文学、山林文学和文学家诗人文学中都占有一席地位。
周先生这番话是二十世纪六十代说的。这之后对联仍然没有摆脱“厄运”，甚至被当作“四旧”，又遭“灭顶之灾”，哪里还能去讨论什么“地位”。1981年，程千帆先生在一篇论述对联的文章中，又忿然指出：
（对联）本应该在文学史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这恐怕也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错案之一。
应该说，这是历史性的“错案”。向这种“错案” （或者说偏见）提出挑战的，首先是千百年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发展了祖国楹联艺术，保存了大量楹联遗产，并强有力地展现了楹联的生命力。这不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吗？本书力图向读者展示中国对联的全貌，并藉以证明：它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独立的艺术理论。笔者相信，通过楹联研究者们的努力，对联学作为一门内容丰富的科学将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巨大的突破。
我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曾祖父成多禄工诗、工书，也写了不少对联，我虽未亲聆教诲，但他那些悬挂在吉林北山上的对联，对我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影响和心理影响，使我从小就与之结缘。然而，从偏爱到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是近十多年来逐渐形成的。
我喜欢诗。写新诗，也读些古诗，读些诗话。清以来的诗话中保存了不少联语，这便诱发了我对联语的兴趣。1974年，在青海的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作家程枫给我讲了个令人难忘的对联故事：
传说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帝国主义者不满足对中国的“武力征服”，还妄想做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宰”。一个自诩“中国通”的日本人，在城墙上挂起一行文字，说是征求下联，实则是摆文字擂台。其上联为：
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成戰。
这一联表现了侵略者“居中国之上”的嚣张气焰。句中使用汉语修辞的许多技巧—离合、叠字、顶针等，是很难对的。一位中国百姓挺身而出，以无畏的精神和机敏的才智，对出下联：
倭委人，袭龙衣，魑魅魍魑四小鬼，鬼鬼居边，合手共拿。
真让人拍手称快，拍案叫绝。听后，立能背诵，且经久不忘。兴奋之余，我想：一副几十字的对联竟能如此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又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以前未能留意收集和学习对联，实在太可惜了。
这是一种冲击力。自此以后，读书、看报、访友、游览，以自办《楹联通讯》方式广结联友，集得数万副对联，反复玩味，其乐无穷，甚而到了每得一妙联不禁手舞足蹈的地步。深入思考，触类旁通，又常有所得，间或写些有关楹联的长文短论。后来想，应该把中国对联的成就和系统的知识，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于是，在工作之余，写了这本书。
本书参考了清代、近代和当代的联书，但体例与各书不同，非联话，亦非荟萃，而是系统性论述，试图为建立对联学做些工作。古今联语，浩如烟海，难以见全，对联内容，既博且广，难以精研，转引传抄，又难免疏漏错讹，特别是笔者，苦读文而不得法，自学诗而不成才，个人管见，也多有不当之处。这些，有待专家、师友和楹联爱好者批评指正。书中联语的使用，以内容健康、艺术性强为标准，但为了论证的需要，也不得不用一些技巧性高、内容不甚积极的联语为例，相信读者自会辨别。
1986年11月于北京宣南
后 记
修修改改，拖拖拉拉，这本书写了四个年头。由于过早地“暴露目标”，各地喜爱对联的朋友经常催问，甚至寄来书款，以表达对我真诚的鼓励。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热情关怀，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此时，我最初的许多自信，却变成惶惶不安。不知道读者能不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真诚地期待着反响。
我喜欢写诗。但写这本书，却扬不起想象的风帆，只有靠确凿的材料说话。长期从事自然科学，也使我学会了一些简单明确的论述方法，书中编制了若干图表，就是其一，这可能会使读者一目了然。古人作学问，常常是“人多言之，吾寡言之；人寡言之，吾多言之”。我很赞赏这点。即使有些地方说得“不深不透”，也比重复人人皆知的内容要好些。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在附录中，没有收入《笠翁对韵》《声律启蒙》之类的“工具书”，而是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新资料，如别的联书不曾载过的《古今联书序论选》《百年征联活动汇录》等。有些必须附入的，如书目，仅附自藏书目，而不附“联书知见录”，这样，不但有利于和研究者交流信息，也省去再附“本书参考资料”的累赘。
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中国楹联学会已经成立近三年了。学会成立，标志着祖国楹联文化的发展进入新的繁荣时期。我愿这本书能为对联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出力，并以此为礼物献给将在明年召开的首届对联学术讨论会。
最后，我把在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大会上所撰一联，献给关心本书、提供资料、给予指教的同道，献给为振兴楹联事业奔走呼号、勤奋笔耕、默默无闻而又胸怀大志的朋友们：
赤子心，青春志，白发情，黄金语，愿同五湖四海万户千家共兴联业；
对偶句，并蒂花，鸳鸯墨，连理枝，堪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齐列文坛。
1987年6月记于北京
在本书付梓之前，我有责任再向读者说几句话。
今年一期《对联》所载方东的文章，披露了两个重大发现，在福建的两种县志上记载了晚唐人的三副对联。这使我们对于出现文字形式对联时间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我将在可能明年出版的《对联知识手册》中予以充分论述，但对联发展的几个阶段，大体上还是如本书第一章所勾勒的轮廓。
自1984年以来，对联事业的发展异乎寻常地快，重新审视这几年的成就，认真估计对联的发展，我有一个感觉：明清两代可能只是一个繁盛时期，今日联坛是一片振兴景象，真正的鼎盛，将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人的努力下出现。这是笔者在最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因此，一些新的想法，已无法补充进正文之中了。同时无法补充进去的，还有刘叶秋、周汝昌、马萧萧几位前辈近年所写的有见地的序文。只是根据排字的方便，补充了四十种书目，算是心理上的一点补尝。
最后，感谢张秉戍先生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并为之题写了书名。
1988年5月补记于北京西城宫门口
再后记
《中国对联谭概》是1989年5月印行的，第一版，5千册。出版之后不久，责编秉戍先生调离出版社。责编不在，书就“死”了，没有人管重印、修订、再版的事。许多人想找这本书，便很难找到。
这次收入文集，我除了改正个别字外，基本上保持原貌，这就是40年前的水平。这些年，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些新观点、新思维应该吸收进来，但为了不模糊学术发展的轨迹，便没有进行修改。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梳理，把上千年对联的方方面面，按学科建设的要求，梳理成一个体系。因此，根据占有资料的多寡、研究资料的深浅、自己眼界的高低，梳理工作一般只有模糊与清晰的区别，很少有错误与正确的分水。这也是我心坦然之所在。
原有附录四“自藏联书目录”，虽然它实际上起了“本书参考书目”的作用，但其条目与内容均在本文集第十一卷《芸楼联目》内，为避免重复，不再选入。
《中国对联大辞典》的对联知识条目，作为附录四，这是我当年为大辞典专门写的，旨在用条目的形式，保证辞典的标准化和正常化，因为当时的对联辞典，只是一部对联集锦而已，没有辞条。现在看几十年前写的这些条目，仍然适用；有人照搬下来，编成新书出版，似乎也没人指出多少错误。这次收入文集，没有补充进后来出现的一些词语（如马蹄韵、朱氏法则、神仙对），其原因是为了保持原貌。
2017年8月5日北京丰台西马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