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已到了下旬，生活却还是平平淡淡，我们依旧守着朝九晚五，没有任何要过节的征兆。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窗外噼噼啪啪地放了一阵鞭炮，我一阵恍惚，年的味道就铺面而来了。
年味像一阵春风，对还未归家的人来说，熟悉又含着淡淡的忧伤。现在的家里肯定是忙碌起来吧，打扫屋子、蒸馒头、炸贡品，那些事情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让人辛苦而快乐。过年当然也是孩子们最向往的时候，给大人要上几角钱，买一盘小鞭炮，再买上几粒奶糖、一包瓜子，一幅童年的画面就这样深深印在了记忆里，一生难忘。而现在，几角钱怕是连一颗糖也买不到了，不知道那些年我们卑微的满足是否还会有孩子能体会。
对我来说，除了放鞭炮穿新衣，过年最难忘的便是写春联了。很多年里，我们大家族从没有买过外面卖的春联，“买几张红纸，写写画画，鲜亮亮的就行”，勤于持家的奶奶总是这么说。于是，每到过年，门口除了燃放爆竹产生的烟雾，空气中总还弥漫着淡淡的墨香。此时想来，莫非也可以叫做书香门第。
最初执笔写春联的是大爷爷家的大伯。大伯文革辍学，稍通文墨，做过大队文书，后来承包了队里的供销社，转而经营起了小卖铺。在当年供销社留下来的土坯房里，两三米长的砖砌柜台，棱角残缺，饱经沧桑。水泥台面本是亚光收顶，却被年月打磨，泛着黝黑的光，若不是时常被杂物掩住，怕是要泄露了历史。台面边缘，冷光四射，抚摸着却又温润如玉，我总喜欢在那光滑的褶皱里寻找某些岁月留下的刀痕。平日里，柜台上总放着星杆秤、酱油桶、盐口袋、酱大头……过年时柜台外又多了闲在一起拉呱的人群，围坐一团看下棋的、听老人讲战争的，时而全神贯注，神情紧张，忽而又面露嘲讽，一副事不关己之态；蹲在门槛上晒太阳的，一面贪婪着户外的阳光，一面伸头听着别人的讲述，还不时地抱怨别人声音太大，吵了他听书。这群笑一阵，那群嚷几声，声声入耳，这人点把柴草，那人抽袋旱烟，烟雾缭绕，热热闹闹。人群把小卖铺堵得水泄不通，来往买年货的小媳妇们侧着身，挪着小碎步一点点往前挤后面跟上来的中年妇女则是辟道横行，见谁故意挡了道，只要不是长辈，便抬起腿来先给上一脚，此刻肯定是一片喝彩，被踢的人笑着骂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踢人的补几句恶毒的咒骂，来来往往，一副乡村世相。
与柜台外的热闹不同，柜台内则较为清静，好像一条大坝挡开的水库，那面水漫金山，这面鱼翔浅底。柜台内放着一条长凳，枣木制，凳面一拃宽，九曲八弯，状似龙脊，许是原木不才，久置不用，早被虫蛀得千疮百孔，但枣木性坚，做了板凳后竟坚固耐坐，多年不坏。春节前夕，小卖部难有闲暇时间，大伯就在喧闹与忙碌的间隙坐下写几副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大大的整张红纸撕成需要的样式摊在桌上，随手拿一秤砣当镇尺，墨水瓶子打开盖就蘸上毛笔，也不需要砚台，浓墨欲滴，饱满喜人，信手挥洒，自然无形。墨迹未干的春联铺在杂乱的柜台上、鞭炮箱上、瓜子软糖堆上……红纸黑字花花丽丽，字字龙飞凤舞，张牙舞爪，看起来眼花缭乱。写写停停，我们一大家的春联要从腊月初写到除夕。当然，期间也不乏买了红纸给就写春联的宣传，既为方便乡亲，也一并当做了促销方式。于是那些年里，村里人家有三分之一的门上都会贴着大伯的字，字大如斗，气势磅礴。
有时大伯的小卖铺实在太忙，春联就交由三叔来写了。三叔在我们家学历最高，中专毕业，也是唯一一位吃公粮的，当然字也写的俊逸潇洒。三叔家有一张大大的写字台，原木色，桌面放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和几张剪报，干净整洁。写字台有三个抽屉，我曾偷偷拉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看到里面厚厚的红格信纸与书本，还有一支漂亮的钢笔。而我家的抽屉里总是塞满了刀具锤钳或做鞋用的针线布料，唯有的书籍就是姊妹三人的课本。小时候我拥有过的唯一的一本童话书，就是三叔从中间那个抽屉里拿出来的，《狐狸摩斯侦探》。我竟拥有了除课本以外的书，为此我自豪了好多年。书读了无数遍，最后不知所踪，就像爱慕的女孩消失不见，一生都会寻找，但迄今心愿未了。我曾无数次梦到自己打开了那三个抽屉，闭着眼伸手去掏那钢笔、信纸，摸索到的却总是滑腻的毒蛇或鬼怪的爪子，然后从梦中惊醒，无限恐惧与遗憾。
三叔写春联的时候要挽起袖口，将纸张打开后，仔细裁了，折了空格，压上镇尺，用小碗盛满墨汁，笔尖在碗口添正，对照着春联集锦书，选取寓意美好对仗工整的句子书写。三叔写完一份放在桌上站起来审视一番，若有所思的点头或轻叹，之后将其放在一旁接着再书写另一份。三叔本来话不多，写字的时候就更加严肃。哥哥弟弟们害怕因顽皮而被斥骂，巴不得都远远地躲开，只有我愣愣的对那支神奇毛笔着了迷。于是，我常常像木头人一样站在写字台旁边，一句话不说，就看着红纸黑字，一张又一张。那时候因我生性内向，顽皮较少，所以得到特赦，没被驱赶。一天，三叔从单位拿来了一种黄色的颜料，破例乐呵呵的对我说今年要这样的颜色写春联。于是那一年，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红纸金字，看着十分气派。
后来我对那只毛笔的好奇心越来越浓烈，以至于我偷偷地将毛笔卷在报纸中带回家，蘸着钢笔墨水乱划，却怎么也写不出那样抑扬顿挫的笔画。事情败露以后，三叔罚我写毛笔字，在我的观念里那简直是以奖代罚。
学写毛笔字的第一年，我就被大伯以忙的理由叫到店里，然后交给我一打裁好的红纸，“回家写春联”。我又惊又恐，不敢伸手接那火焰般的红纸。
“红纸黑字，写写画画，鲜亮亮的就行”，奶奶鼓励我说。
一打纸写完后，我就直接荣升，被要求坐在小卖部的柜台里面写。高高的柜台我够不着，就直接跪在凳子上，身子半趴，像小学生写作业一样，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总把春联当做很神圣、当成只有大人才可以做的事，忽然之间就成了我的担当，是激动还是害怕，我此刻总也回忆不起当时的感觉。这不大不小的事在无知的小小村子里成了爆炸的新闻，下棋的不下了，讲故事的不讲了，所有的话题都落在了趴在柜台上写字的小家伙身上。村里的老人每天都在柜台旁看着我写字，一边评着字体的好坏，一边讲着古老的模糊了年代的书法故事。这一笔有古意，那一笔太无力，这一竖本应悬针，那一捺形似卧蚕，一时间，那些老人的智慧超越了我所有的认知。父亲也来坐在柜台旁，一面颐指气使地教育着我好好写，一面坦然接受着村里人对我的所有夸奖，悄悄告诉我这村里很多老人的故事。这位当年算是秀才，那位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大学生，那个爷爷曾经做过大官的秘书，这个爷爷就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准备上船时拼命跑了回来。我忽然发现，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里，历史竟掩藏了如此多的秘密。可风云已逝，辉煌归于平淡，他们身上竟再也看不出昔日的影子。倥偬戎马，老牛薄田，历史给谁开了玩笑。
写春联本是一件任务很重的事，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对联、横批、斗方、门尖、倒福…共计算下来需要十几张一开的大红纸。想不到这样重的任务渐渐地全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学校一放寒假，别的孩子都满街放鞭炮的时候我便开始裁纸写字了，好像那就是我的寒假娱乐，心怀神圣使命的我竟没有反抗的意识。大伯和三叔当然乐得清闲，尤其是大伯，一并将我变成了促销红纸的资本，五毛一张纸，免费写春联。村里买红纸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那些老人，等上几天也甘心情愿。于是，那几年里，村中大多数人家的门上都贴着我歪歪扭扭的幼稚字体，如果今天再现当时情景，我肯定羞愧的无地自容。
上了初中，学业加重，心智稍微成熟后，写春联也再不愿去小卖部了。少了喧嚣的人群，多了几分认真的态度，想要静下心来认真琢磨一下字体流派，奈何心浮气躁，总被琐琐碎碎的事情打扰。野路出身，匪气甚重，既非路出名区，亦惧躬逢胜饯，望高山而却步，叹浪子竟回头，在练字的道路上，磕磕绊绊，摸索徘徊，时至今日，童功荒废，一事无成。
村中那些老人年纪越来越大了，每次遇见却还说起我当年写字的情形，惭愧的是我竟连他们的称呼都记得模糊，唯有那张高高的水泥柜台深深印在记忆里，棱角残缺，台面光滑。
后来，大伯因病去世，留给我一方墨盒，青铜制，上书：一厅之内，只可习乐，丙子之秋。再过两年，大爷爷伤心过度，撒手人寰。按习俗，那一年，大爷爷那一支没有贴春联。过年的时候一大家人总是刻意回避着春联的事，也没人评说我的字是进步还是倒退了。
国企改革，三叔下岗，转而开始打工赚钱，反倒比在单位时收入更好了些，家也由村里搬到镇上，由镇上搬至城里，那张写字台随着三叔家搬来搬去，到现在不知所踪。打拼多年，烟火气息掩尽书生面相，三叔人至不惑，性情变得随和，言谈也便多了起来。每次回家过年见我写字，三叔总是接过笔写两幅，只是多年不练尽显生疏之态，已非当年的俊逸潇洒。三叔调侃说我是学了手艺饿死师傅，不知他是否知道我一招一式都在模仿着心目中的三叔，也许那个三叔他自己早已陌生，也或许，他根本再也不愿提起。
年月慢慢过着，春联还是一年一年的写了下来，只是放假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每年都写得仓促。有两年实在是没时间，就打电话回家让他们早早买好。可是等回到家，爷爷却拿着红纸过来了。父亲说：你爷爷不让买，就要你写的，你就写他那几间屋子上的吧，其余的都买好了。
人上了年纪总是会有些回忆，那些年发生在我身上连自己都记不清的事情，身边的人总是会念念不忘。爷爷给我讲那些年我在柜台上写春联的事情，讲那时我有多高、多瘦，讲那时候过年多热闹、什么时候贴春联、都贴在什么地方，讲供销社的那间土坯房什么时候翻改的，讲做房子基石的那些石碑被扔到哪里去了，讲那些看我写字的老人们还有几个在世。这几年在外学习，那些人事都忘的差不多了，在爷爷的讲述中断断续续联系了几个面孔，也都是已过世几年的人了。
近两年的春联大多是买的了，还有部分是商家赠送，也就省了不少笔墨。只是贴春联的时候还会揭到前些年粘贴在老屋门框上的旧春联，熟悉又幼稚的字体里我总会看见那张黝黑发亮的柜台、那些谈笑的老人和藏在红纸黑字里的那些浓浓的年味。
